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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吴敬琏回应七大质疑 |
| www.cnfol.com 2005年08月27日 12:39 21世纪经济报道 吴敬琏 |
根据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慎重选择适合于时代潮流和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乃是一个关乎我国今后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成败利钝的关键决策。
自从我在2004年7月提出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质疑以来,得到了学界同仁和经济界人士的广泛回应,包括一些批评和质疑。
下面我想对一些质疑作出回答,以便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质疑一:每一个国家到了高消费阶段,必然要求重化工业的快速增长,以便提供足够多的金属材料和重化工产品来满足市场对住宅和耐用消费品等日益增长需求,因此,“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是不可逾越的”。
在工业化的中后期,由于对住宅、汽车、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增加,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也迅速增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会超越其他方面的需求,比如说对服务的需求而领先增长。同时,对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也并不都要靠自行生产来满足。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除了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品外,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可以通过贸易取得。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用尽量少的资源消耗生产最大的价值,然后通过国际贸易换回自己不具备优势,因而自行生产不符合经济性原则的产品。既然“万事不求人”和“自给自足”是一种完全过时了的经济原则,我们当然不应按照这样的原则把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直接等同起来,更不能各个地区都按照自求平衡的思想不顾条件地在本地区大力发展那些消耗大、效率低的产业。
质疑二:“没有重工业的高速增长就无法解决就业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根据其它国家和我们自己的经验,解决就业问题主要要靠服务业和小企业的发展,而不能靠重工业和大企业。在就业的问题上马克思说得正确,走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发展道路,只会使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即使是“重化工业化”的支持者也承认: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提供0.5万个就业的机会,只有轻工业的1/3;在轻工业为主的阶段,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则降为70万人。既然如此,怎么能以解决就业问题为理由来论证经济结构“重型化”的必要呢?
质疑三“和计划经济下的投资膨胀不同,这次重化工业投资热潮是由企业进行的,投资成败由企业负责,因此没有危险性。”
在投资是由投资人自主决策并且自负盈亏责任的条件下,无论他们的决策正确与否,的确都不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冲击,政府也没有必要对企业的这种微观行为进行干预。问题在于,目前绝大多数重大项目投资是按照领导机关的意图、用国家银行的贷款进行的。如果这类盈利前景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经济后果又无人负责的投资规模过大,当投资决策出现失误、产品销售发生困难、企业发生亏损,又无人承担还贷责任时,信贷风险就会完全落在银行身上,我国金融系统就有因为不良资产大量积累而发生系统风险的危险,最终要由纳税人“买单”。这是我们必须力求避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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