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鸿沟反映出的是社会的鸿沟,一些无助于疏导民意的言论与行动,不是在填平鸿沟,而是在进一步撕开社会与市场的裂口。房地产市场的文章汗牛充栋,因为涉及利益之大之敏感,因此很容易成为社会情绪喷发的火山口。

    通常来说,学者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比较从容,像优雅的长衫党,因为不直接与利益打交道；商人与其雇佣的代言人像短衫党,得拎着板斧上阵。董藩是一个学者,却是一个短衫党。他经常与任志强先生等人如影随形,相伴而言。如果说任志强言论的效果是激怒民意,那么,董藩就是以理论根据为这些言语做注,充当学术美容师的角色。

    在最近召开的2006浙商大会“浙商投资论坛暨地产资本峰会”上,董藩连用了几个“十分担心”来表示对“国六条”和九部委“意见”的看法,并且提出应该立法允许每个家庭拥有三套住房。这一提议有什么法理依据吗？是能净化市场,还是有助于抑制房产暴利？为什么偏偏是三套而不是两套或者五套？在去年的两万言书中,董藩用的是另外一种表述方式,“应该立法禁止居民拥有三套以上的住房”。

    这可以视为对于调控政策的逆向抗争,虽然董藩不无得意地认为新一轮房地产政策吸收了其万言书的精神。董在万言书中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其特殊性,无法全部交与市场。但让人奇怪的是,每次到具体问题,董藩先生的论点就与其万言书中的主旨大异其趣。

    例如,谈到房价飙升社会急需了解住房的详细信息时,他认为公布房价成本违背法律违背规律；当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得出空置率过高的结论,认为应该抑制房产投机时,他关于空置率不高的宏论适时而出,“我国商品房的空置率只有0.83％,商品住宅的空置率只有0.77％”；在邹涛作为部分消费者的代表以“不买房运动”这一最后的杀手锏与暴利抗争时,董学者明确地预测“以闹剧始以闹剧终”；国六条与细则出台后,他继续提出廉租房、低价房政策应该以货币补助形式出现,并且表示“可以考虑立法允许每个家庭拥有3套住房”。

    有那么多人说董充当房地产商的代言人,显然不是因为这些人全都瞎了眼,看不懂他万言书中的微言大义,实在是其关键时刻站队过于明显。学者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别人也有评判的权利。董藩认为自己是学者,不应该在百姓与政府之间坐跷跷板,但每次在关节点上的讲话,都帮了房地产商的大忙,也是客观事实。

    面对以往,有两种态度,一是诚恳反思并及时纠正,二是怙恶不悛保住一己尊严。现在董学者想占据两方面的好处,有人指责他为房地产商说话时,他回击别人不专业,看不懂他的文章；有人认为他是拥护政府调控的主流派,可他明明在具体政策上唱反调；他既是市场派,又主张政府调控,他既说要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却又“十分担心”反市场化的行为。

    学者可不可以成为变色龙？当然可以。左右逢源,左右得益。但在市场与行政、暴利与消费者利益之间真有中间道路可以走吗？恐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