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俊波空降农行，意味着农行股改将提速。”央行副行长项俊波的到来，令农行内外对举步维艰的股改重新燃起期待。

　　“即使央行副行长项俊波掌舵农行，也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农行改革的众多基础性工作还存在很大障碍，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一位参与农行股改的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这些基础性工作解决的结果与快慢将直接决定农行股改进程。”

　　另据记者了解，担纲本次股改投行的中金公司或许会提前制定出一份框架性预案，但是，“如果没有基础性架构的完善与基础数据的核清，框架性的股改方案会显得虚飘。”上述人士言之确凿。

　　障碍1——超期抵债资产未完成整改

　　目前，在农行内部，除了其每年公布的7000余亿元不良贷款外，还存在大量未处置的超期抵债资产，也就是抵押贷款到期后在抵押人并没有归还贷款情况下，银行并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对其抵押物进行拍卖、变卖等处理。

　　按财政部《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规定：“不动产和股权应自取得日2年内予以处置；动产应自取得日起1年内予以处置。”

　　据记者了解，在农行内部，大量未处置的抵债资产都在2年以上，这笔资产目前的存续、价值以及与当前最初贷款额的占比，都有待进一步查清。

　　按照《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的规定：存在超期处置抵债资产的银行必须向财政部做出整改报告，整改会涉及到大量的资产评估，诸多细节而繁琐的工作，不啻为股改前期工作的一大挑战。

　　一直从事银行业培训的跃上智业总经理吴青告诉记者：管理好抵债资产，银行就可以避免和减少资产的损失，这是盘活不良资产的关键一步。否则，将会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最终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为了规避这种可能出现却数额难测的损失，中国银行就有这样一项“土”规定，“易变现物应当自取得之日起立即着手变现，原则上应自取得之日起6个月内处置完毕；6个月内处置完毕确有困难的，可以适当延长处置时限，但最多只能延长6个月。”

　　“农行对这部分资产拖期处置，是工作失误，还是关系贷款故意为之？农行有必要在向财政部的整改意见中做出说明。”

　　一位农行内部人士透露：“目前农行正在积极地配合中介机构做出整改，因为唯有如此，股改才能进行下去。”

　　至于超期抵债资产的具体数额，该人士告诉记者：“目前仍处于汇总阶段，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最终会有多少被划入不良贷款里面，得等汇总出来之后，估计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障碍 2 ——高价回购不良债权能否计入政策性亏损？

　　“在农行历史上，曾经有一笔数额不菲的不良债权，在打包卖给资产管理公司后不久，农行又以高价回购了该笔债权。”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农行当时为什么要高价回购这笔不良债权。对此，记者也没有得到答案。如果农行不股改，不上市，这个问题也许将永远石沉大海。但农行目前所处的态势是：其他三大银行皆已上市，农行必须忍着揭疮疤的痛也要在资本市场上站起来。

　　“只是这个问题到了审计师手里面，如果不能得到适当的解释，审计师又怎能出具审计报告？”

　　不过，该消息人士告诉记者，农行有可能以政策性理由来做解释。但这又牵扯出一个问题：农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政策性”字眼填补亏损，政策性亏损与商业亏损的界限何在？

　　事实上，早在一年以前，就有人质疑农行在商业贷款与政策性贷款划分上过于模糊，由此容易将一般商业行为产生的不良贷款当做政策性亏损来冲销。

　　但上述行为恐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政策性冲销的问题，而且也并非个案，担任审计工作的中介机构有必要对未来的投资者负责。仅凭一个单纯的政策性解释也许不足以让人信服。

　　障碍3 ——自办实体剥离尚在核清

　　在农行股改的基础性工作中，农行自办实体的剥离也是其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这些自办实体的投资范围相当广泛，其中还包括房地产和股票。有些公司在农行投资后变成了空壳，资产不翼而飞。”参与股改的内部人士透露。

　　而银行实体的资产是银行不良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这些自办实体的负债及资产去向的处置直接关系着农行不良资产的构成。”

　　《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在国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

　　然而，投资实体的银行都希望充分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在市场上获取更大的利润，却往往低估了市场风险，最终导致投资失败，资金打了水漂。这类情况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身上都发生过。于是，处置实体资产成为国有商业银行股改时必须都要走的一个过程。除了建行自办实体由资产管理公司接管外，农行要像工行、中行一样自行处置。

　　“目前，农行自办实体的核清工作还没有最终汇总，所以涉及的资产总数额仍然不明。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剥离自办实体后农行的资产负债表会更好看。”

　　障碍4——未来定位游走不定

　　一段时间以来，农行与农信社的分家问题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但问题的根源在于：农行与农信社当年分家的时候，只是划分了办公场所，对两者之间的资产划分并没有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故而没有形成明确的产权界定。

　　“也就是说，之前虽有分家但却没有在法律上确权，现在要做的就是补全这些手续。只要不出现扯皮，这只是一个程序问题。”农行股改小组的一位内部人士评价说。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农行未来的定位：是否还游走于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

　　如果农行想拿出漂亮的财报，就需要按照市场化的手段裁撤业绩不好的营业网点。但事实是，农行还承担着政策性任务的一部分，即服务三农。这就造成了去年8月农行裁撤一些县域网点被监管当局紧急叫停的事件。

　　据记者了解，与农行分家后的农信社，本身就带有极为浓厚的服务三农的政策性韵味。这些农信社现在大都成了各省独立的农村商业银行。

　　“在这种形势下，让农信社顺势承担起‘服务三农’的政策性银行的责任，岂不比农行全国‘一盘棋’或‘一刀切’的情况要好很多？”某银行业人士谏言，“或者农行也可以借鉴工行的经验。”据了解，工行股改时有过将45家县支行变身农信社的先例。

　　障碍 5——治理结构、风险控制有待厘清

　　农行河北分行盗窃案发后，人们开始将问题追溯到农行内部控制及其治理层面，相应的，内部治理及其风险控制就成为农行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

　　“这包括上述提到的所有涉及资产负债损益的事项处理。关键是，这种处理远不止是数字上的调整，如果不能厘清背后的成因，就不能从根本上控制风险。”

　　另外，涉及组织架构的打造也直接关系到未来的治理水平，包括股东会、董事会、高管层如何设立等等。某银行业人士表示：“项俊波只能解决领军人物的问题，而股东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农行的未来走向，而且，也关系到对农行的注资问题。”

　　“注资多少最终还要以审计报告为基础。根据2006年底农行发布的接近24%的不良贷款率测算，农行整体改革的成本大约在9000亿元。但实际成本恐怕要超过这个数字，因此，汇金公司的注资数额可能会游移。”

　　按照农行最新的股改计划，股份公司有望在今年年底前挂牌，然后将优质资产注入。

　　截止到记者发稿，记者了解到：农行的很多基础性工作已经进入了后续阶段，有望在近期得以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