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GDP的预测有着截然相反的论调，我们没有必要计较谁对谁错，毕竟，中国的经济增长早已成了一个不可争辩的国际事实。我们所需要的，是发展出一套吻合中国经济新形势的新理论。

　　——陈宇峰(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GDP的预测和媒体的大肆炒作，有些观点的论调竟然截然相反：

　　第一个观点是由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经济史学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老教授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所提出。他在最近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认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的GDP中的水分问题。我认为，这一数据可能被低估了，因为它没有解释教育和卫生保健这样的服务业对中国人生活品质的提高”。最后，他也乐观地指出，2040年，中国GDP将达到123.67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40%，并超过美国、印度、欧盟、日本GDP总和。

　　与之相对立的观点是麻省理工学院前斯隆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在8月19日的《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世纪？也许是下个世纪”(A Chinese Century? Maybe It's the Next One)文章，以反驳尘嚣甚上的“中国世纪”之说。他通过对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作了充分的预测、计算和跨国比较，认为本世纪中国经济无论从绝对值还是相对值，均不太可能超越美国。即使中国保持当前的良好经济增长态势不变，那也要到22世纪才有可能实现。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组经济预测对比，正好应了那则100个经济学家有101个观点的笑话。

　　尽管现在大家对经济学家在改革中的作用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质疑，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他们，因为只有他们才会说出这种风趣的自嘲笑话，经济学家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什么却又是不能做的。倒是大众的心态可能没有及时调整过来，认为经济学家具有超越一般公众的头脑，任何理论都必须与中国的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一旦脱离现实，就有可能被说成“用纳税人的钱养活一批没用的经济学家”的嫌疑，但如果对他们不利，就有可能被说成“祸国殃民”。

　　不可否认，任何人群中都可能有一批居心叵测的“南郭先生”在浑水摸鱼，但理论并不一定为现实服务，经济学之所以被称之为社会科学，其原因就在于它有着比较独立的假设和命题。有这些假设和命题，我们就不得不牺牲现实世界中的一些次要因素进行必要的抽象，而且实际上还没有任何自然科学理论能完全吻合现实，社会科学就更加难上加难了。

　　当然，如果你非要从经济哲学角度，那么我们要从人类关怀的角度出发考虑。不过，此时讨论的问题已经有了很多的不同：一个寻求如何解决或者解释现实现象，而另一个呢？却希望从人类社会的最理想状态来考虑现实遇到的各种问题。当然，由此得到的结论会有很大的出入。生活在经济世界中的现代人虽不一定学过经济学，但对于第二个问题都能有发言权，甚至可对此海阔天空、长篇大论一番，但要上升到第一个问题的抽象层次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正是我和一些企业家对话中最常遇到的尴尬。

　　不管福格尔教授如何妙趣横生地争辩中国世纪的潜力，也不管瑟罗教授如何打算唱衰中国世纪，中国的经济增长早已成了一个不可争辩的国际事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像看大戏时那样标明黑脸白脸，谁好谁坏，谁对谁错，那样反而不能显出理论的张力，我们需要发展出一套吻合中国经济新形势的新理论。

　　正如福格尔所指出的，“现在，经济增长的性质已发生重要变革，GDP指标已经不能全面反映和涵盖经济增长的内容”，我们更应该把原来的GDP增长观转移到一个体现社会均衡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观之上。理论和历史经验都不断地向我们证明，脱离社会结构的GDP增长观是幼稚的，甚至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