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成长是一国总产值和人均产值长时期持续增加的现象。一国的总产值等于就业人口乘以其平均生产力，也就是平均每一就业人口一年所生产的价值。因此以总产值计算的经济成长率，等于就业人口增加率加生产力增加率；以人均产值计算的经济成长率，等于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的增加率加生产力增加率。一国经济在发展初期，一方面人口增加，另外一方面过去未就业的人口得到就业，因此就业人口增加对经济成长的贡献大，随经济继续成长，就业人口增加的贡献渐渐降低，在长期中经济成长主要靠生产力增加。因此我想以生产力增加为中心，谈一谈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生产力增加、工资增加和产业结构变动的情形。

　　生产力的提高主要由于创新，而创新主要有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两种。技术创新指生产方法的进步，使生产效率提高；产品创新係提供一种新产品或改进某种产品的品质，以满足新需要或提高满足的程度，使产值增加。我们知道，一切价值皆来自需要，需要的满足产生效用，效用产生价值。

　　创新通常并非普遍出现，而是发生于某一或某些产业，使这些产业的生产力和利润提高，产量扩充，必须提高工资，自其他产业吸引所需的员工。生产力提高和工资提高有一重要不同，就是不同产业甚至同一产业的不同厂商，生产力增加程度不同，但不同产业、不同厂商对相同素质的劳工所付的工资则相同，否则劳工会在产业和厂商间流动，直到工资相等为止。

　　当某些产业因生产力提高、产能扩充而提高工资，工资就有普遍上涨的压力。其他产业如不能因应此种压力，改善经营，提高效率，利润就会减少，以致边际厂商无法生存，被迫退出，使产业萎缩。因此经济成长、生产力提高，总是引起工资上涨和产业结构改变：生产力增加快的产业扩大，生产力增加慢或不增加而又受到国外竞争致无法涨价的产业缩小，人力向高生产力、高工资的产业移动，使平均生产力和工资提高。在长期中，实质工资(消除物价变动后的工资)增加率有等于生产力增加率的倾向，其间的差异涉及生产函数的性质，无法在本文讨论。

　　经济成长理论大致都将劳动当作单一同质的人力来处理。实际上人力有不同专业、不同教育水准、不同熟练程度的差别，彼此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可以替代，甚至完全不能替代。虽然国家的教育体系和职训体系可以有所帮助，但只能在边际上发生渐进的作用。

　　以台湾的例子来说，台湾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迅速工业化，1980年代迅速发展科技产业，但无法将年长的农民转变为现代部门所需的技术人力，而且在教育制度与所得分配的限制下，也无法使所有家庭的子女都接受所希望的教育，其结果便是高薪资的现代部门和低收入的传统部门并存，工资差距扩大，所得分配恶化。

　　在这情形下，政府如果限制最低工资，严格要求对劳工的保障，就会使若干低生产力的部门无法生存，以致发生失业，也会使以短期派遣人力为业的公司应运而生，供应更缺少保障的人力。另外一种可能的后果便是摊贩大量增加，利用公共设施和「外部不经济」，将一部分成本转嫁给邻近商店、过路行人和都市整洁与景观，以赚取低微的收入。

　　一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成长可以迅速进行，但人力供应和工资结构只能缓慢调整。所以近年世界经济发展的目标，渐从重视降低所得分配不均转向减少贫穷。而减少贫穷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增进经济成长，不幸经济成长又和环境保护与资源永续使用的目标有一定程度的冲突。

　　怎样才算贫穷？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每人每日消费的金额在1993年币值1.08美元以下者为赤贫(extremely poor)，超过1.08美元、在2美元以下者为贫穷(poor)。不过，各国可以斟酌国情，订定自己的贫穷线。成长快的地区，贫穷人口减少亦快。根据2007年世界银行的统计，1981年至2004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East Asia & Pacific)赤贫人口从将近人口的60%降低至10%以下，是全世界减贫最成功的地区。

　　台湾近年的经济问题是政府只热心「拚」政治，把投资和经营环境甚至生活环境都「拚」坏了，因而缺少创新和投资，以致经济成长缓慢，产业出走，处于所得分配末段的老百姓看不到所得增加、生活改善的机会，难以脱贫。政府不思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想管制两岸经贸关係发展，只有使情形更恶化。过去七年经验透露的事实已经很明显，如果还不相信，大家可以等着瞧。只是让人民受苦，太遗憾了。

　　(作者是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元智大学名誉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