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卫生局副局长称看病最不难、最不贵的是中国
探索原因:看病贵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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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卫生局副局长称看病最不难、最不贵的是中国
“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然而,国外看病是个人、国家和雇主各出一部分,中国是全部由病人自己出,所以觉得看病贵”——
“鼓励刚毕业的大学生进社区医院工作是要误事的,应该鼓励优秀的有经验的医生下基层。”“其实在中国
看病并不贵,是人们的价值观念问题。”昨日(2月18日),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把脉开方”。
不应鼓励毕业生下基层
大医院收费贵,但是挂号处总是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社区医院收费便宜,但人们连感冒都不放心去那里看。对于这种情况,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委员说,事实上这和政府的导向有关。
曾其毅说,现在政府鼓励找不到工作的医学院毕业生到基层医院,实际上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他说,没有在正规大医院训练5年以上的医生,单独到基层医院给病人看病“是要出问题的”。而且,这还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病人到基层医院,结果病没看好,就再也不来了,病人没有了,基层医院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好医生下去。曾其毅说,政府应该鼓励有良好资质、有经验的医生到基层去开诊所,“可以是私营的,也可以是合股的,现在有些地方也在搞。由政府购买私人医院的服务,比如天河区的龙洞医院,它是个私人医院,但是你到那里去看病也可以用医保”。
“看病最不贵是中国”
曾其毅说,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贵呢?因为我们不像国外那样有共助互济体系。”曾其毅说,国外看病是个人、国家和雇主各出一部分,中国是全部由病人自己出,所以觉得看病贵。“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曾其毅直言。
曾其毅认为是国人的价值观在作祟。他说:“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
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来源:新快报 记者 刘军 刘正旭 曹晶晶 陈志龙 余亚莲)
看病贵是怎样炼成的?
一些药品进入医院被收取“开户费”,医院科室主任和大夫收取“临床费”;一些利润小的药品在医院里找不到;想在医药采购中中标必须提前“运作”等等,一位身兼三家医药销售企业省级以上代理的制药企业销售科科长日前自曝医药销售的种种内幕。(1月27日新华网)
读罢这条新闻,笔者似乎明白了看病贵是怎样造成的。
其一,代理商为了暴利成倍加价抬高药价,开始了“锻造”看病贵的进程。药品出厂以后进入医院和药店,要经药品代理商这个环节,这中间要过五、六道“坎”。首先是全国代理商,然后是区域代理商、省级代理商、地区代理商、县级代理商,有的甚至还要经过乡镇代理商,最后才到诊所和药店。药品经过代理商层层加价,在进入医院和药店以后,身价已经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例如,抗生素类药头孢氨卡片,每片含量为2.5毫克、30片装的一瓶药,生产成本不到1元,药企给全国代理商的价格是2元,全国代理商给区域代理商的价格至少4元,卖给药店达到6元,翻了6倍。再如,2毫升装亮菌甲素注射液,每支成本为1.5元,经全国代理商、省级代理商、区域代理商之手以后,卖给医院20元,整整翻了13倍多。
其二,商业贿赂增加药品成本,使药价虚高。由于药品同类、同质化竞争严重,药企和药商要想获利,必须依靠扩展医院这块市场,让医生多开药,扩大销量。他们为了让医院和医生尽可能多地推介和使用自己的药品,想法设法拉拢医生,于是,商业贿赂应运而生。医生得到“开户费”“临床费”等好处,本来可以用廉价药治疗的疾病,也改用价格虚高的“新药”和“特药”。
其三,医院为了自身的利益,给患者使用利润空间大、药价虚高的药品。那些所谓“新药”“特药”,其利润远远高于普通药和常规药。在利益的驱使下,医院和医生不愿使用廉价药,打压了廉价药品的市场,而高价药反而很吃香,进一步刺激了药企和药商不断给药品变换“身份”,生产高价药。如此便形成恶性循环,生产廉价药的企业越来越少,药价越来越高,看病越来越贵。
笔者认为,药价高、看病贵的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医药监管领域存在严重漏洞是一个重要原因。一是“旧药”穿“马甲”,“变脸”卖高价,暴露了新药审批管理存在漏洞;二是药商随意加价无限制,暴露了职能部门对药价监管的失察与失控;三是药品招投标被药商和医院玩弄于股掌之间,商业贿赂激流暗涌,暴露出医药监管的失效。笔者认为,要根治看病贵的难题,关键要靠落实监管、抓源头。如果监管措施无法有效落实,那任何一副“医改良方”都难以治好看病贵的顽疾。 (新华网 王捷/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