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学家、政论家何新的理论中，酿成中国历代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无业可就，成为流民，从而揭竿而起，最终造成社会的无序动荡。

　　如今中国的电信业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土地兼并”和“农民失地”的场景已经愈演愈烈。如果下一步的电信重组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将严重伤害到中国电信的整体发展，也许会直接导致中国电信业失去未来和希望。

　　运营商是电信业的龙头，它们的举动会直接影响到整个产业链的发展。但是我们看到，虽然国内少数运营商造就了惊人的利润，但是这种畸形强势归根结底也是以牺牲中小电信企业的利益为代价的(这里不谈消费者层面的问题，因为这不是根本问题)。

　　运营商的集采一方面降低了运营企业的运营成本，但是中小电信厂商的议价能力也就此被剥夺，中小设备厂商可谓欲哭无泪。

　　国内某光纤光缆厂商高层曾与笔者谈及国内运营商的集采问题，按照运营商开列的能够参与集采的厂商资质条件，一些中小厂商被直接排除在外，甚至某些领域只有行业排名前两名的厂商才能有幸挤进集采名单。其实，那些即便进入了名单的厂商日子也不好过。笔者曾问及该厂生产的一轴光缆的价格，该高层颇为尴尬地说，“价格太低了，我不太好意思说出来。”

　　谷贱伤农，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企业的创新能力被压制。中国的电信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已近20年，特别是近10年更是直接与跨国电信厂商有了激烈的正面交锋。但是除了极少数厂商获得了企业规模、“销售规模”和知识产权的积累外，创新型的中小厂商可谓少之又少，生存下来的幸运儿需要庆幸的可能只有“没有被拖欠资金拖死”、“没有被招标盘剥致死”罢了。

　　TD-SCDMA的集采招标被电信设备厂商寄予厚望，但是第一轮招标下来，谁有敢说自己在这个项目上得到了与投入相称的利润？没有。它们得到的只有运营商不断压低的价码，不断提高的要求。导致厂商只能不停地投入研发，用于企业良性循环的资金根本无法用市场手段获得。

　　再TD-SCDMA为例。商用化后发现智能天线体积过于庞大，需要改进，但是也只不过由8根馈线减少为6根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其它的解决方案吗，有(笔者的一位长期从事TD-SCDMA研究的朋友曾谈到过这个问题，这里不再赘述)。但是天线厂商并没有在这上面投入研发力量解决这个问题。是企业的短视？未必。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系统集成商尚且得不到利润，又怎能指望它们的供应商投入大量资金解决问题呢。

　　一方面以“市场手段”扼杀下游企业的利润空间，一方面又用自己的资源优势牢牢地把控住下游产业。一些运营商以社会责任为名的增值业务整顿，直接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导致了国内SP/CP产业的万马齐喑，至今没有起色。

　　有消息称，国内家电业的旗帜厂商海尔也加入了时下火热的房地产业的搏杀——家电产品的超低价格最终导致了如此实力的厂商也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把资金投向能够产生利润的行业。电信业也是如此。有人说华为如果参与房地产业早就赚了大钱了，不过华为最终还是坚守在了自己的主业。但是有能力像华为这样坚持自己“信仰”的电信厂商又有几家？我们看到，时下一些电信设备厂商已经在利用诸如“房地产“等手段来为自己的报表添加一丝暖意了。这的确是中国电信业的悲哀。

　　目前，中国电信行业已经拥有了网络规模、客户规模和市值最大的运营商，并且以社会责任为主题的白皮书也频频发布。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利用有利的政策空间实现了自己的巨额原始积累后，在需要回馈和承担义务的时候(如在TD-SCDMA问题上)，反而以市场的名义推诿搪塞，消极抵制。这里面又有何社会责任可言？一个朴素的道理，企业的社会责任至少也应该包括合作共赢的成分，而不是掘地三尺式的利益盘剥。导致整个产业链的畸形发展。

　　现在都在说创建和谐社会，中国电信业同样需要和谐，极少数的“巨头”撑不起中国电信业的明天，换句话说，缺少了“群众基础”、缺乏了创新能力，所谓“巨头”也只能是泥足巨人罢了。中国电信需要认真面对“土地兼并”和“农民失地”问题，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