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专家学者和房地产大鳄频频利用各种讲坛，发布对国家关于调控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指责与不满。

　　安徽滁州 王清

　　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经济适用房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不能解决经济人权中的住房权，不应该继续建设。　

　　茅于轼这番话说得有些云遮雾罩、深奥莫测，倒是他同日发表在《新京报》上的文章说得更明白些。他说，广州市政协委员扶伟聪先生认为限价房的政策破坏了正常的房地产市场，他说得完全有道理。设想限价房如果占了市场的主体，商品房只占一个小比例，没有资格买限价房的人都要买商品房，因为商品房比例低，必定供不应求，价格猛涨。可见限价房的确会破坏正常的房地产市场，造成市场的不和谐。

　　经济学家应该是最理性、最睿智、最坚持逻辑、最依赖数据、最讲究演算的人，西方经济学家的严谨、科学、慎重，让我们心悦诚服；可我们的经济学家怎么倒像街头的算命先生和野道边的卜卦工作者，信口开河，故弄玄虚。如果按照茅于轼的“设想”倒推，这么多年来政府没有推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房地产市场由商品房一统天下，房价就降下来了？而结论恰恰相反。一方面房地产商暗中操作、幕后交易、捂盘惜售、哄抬房价，另一方面大量中低收入者无家可归，望楼兴叹。到底是政府推出经济适用房等导致了社会和谐，还是房产大鳄和一些专家学者一唱一和影响了社会稳定，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正像茅于轼极力鼓吹要提高大学收费标准一样，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全部来源于经济学中的“搭便车现象”。他认为，虽然经济适用房是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却阴差阳错照顾了中高收入者，助长了投机分子和某些官员的投机、腐败机会。这里，茅于轼犯了一个经济学家不应该犯的错误。“搭便车”的产品，是指全民共享的公共产品，面向特定人群提供的经济适用房等，显然不是全民共享的公共产品。至于“助长投机分子和某些官员的投机、腐败机会”，如果不是未卜先知的话，就是“有罪推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的使用对象，有着一系列近乎苛刻的条件限制，中高收入者很难踏进门槛。如果因为可能产生的腐败，就要废除政策和制度，那一个社会将没有任何政策和制度可言。

　　作为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应该清楚，住房问题，从来都不局限在经济学范畴，而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住房除了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以外，还是一种社会基本保障品，拥有住房是公民的天赋权利。在国外，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积极干预，十分普遍。伦敦多个区委员会都将经济型住房占新房的比例设定为50%甚至以上；法国通过“可抗辩居住权”法案，承诺增加住房建设投入，在法国基本实现人人有房住。 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职责。市场经济，不是自由化经济，不是无政府经济，不是罔顾民生的富人经济。

　　与茅于轼“经济适用房是一条错误道路”观点相类似的，是经济学家易宪容“不赞成经济适用房”论，广州合富辉煌集团董事长扶伟聪“限价房影响社会和谐”论，是经济学家徐滇庆“政策制定者经济学没有毕业”论、知名学者龙永图“买房观念非常错误”论、北大副校长海闻“调控就是倒退”论、经济学家吴敬琏“买房并不科学”论、房产大佬任志强、冯仑“未婚女青年推高房价”论，等等。 在当前房源短缺、房价暴涨的现实语境里，这些专家学者和地产商人好像商量好了似的，不去揭露地产暴利、官商勾结、违规认购、内部炒作等弊端，却纷纷把矛头指向“弱不禁风”、“手无寸铁”、惶惶然如惊弓之鸟的平民百姓以及千方百计解决群众住房困难的政府，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邹恒甫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喜欢当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走狗。”

　　其实，指责经济适用房错误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就是房地产商和某些专家学者心知肚明，根据国外多个城市的经验，当政府提供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每增加5%，将迫使商品房价格下跌3%—4%，而这，正是某些人所不愿看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