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出现明显的“热冷同体”现象。所谓的“热”体现在物价指数上：当月PPI涨幅数据达到6.6%，再创3年来新高；而CPI涨幅更是达到了8.7%，一举刷新了11年来的新高点。而“冷”的一面则体现在外贸出口数据，2月份我国贸易顺差为85.55亿美元，是10个月来的最低点。

　　对于“一冷一热”现象更加准确的描述是“内冷外热”。物价指数不仅是考量一国通货膨胀状况的重要依据，更能够清晰地反映出国内宏观经济是否过热。按照经典理论的看法，物价指数达到5%即属于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直观看来，月度8.7%的CPI增幅显然已经超出了可以容忍的范畴。而外贸顺差持续下滑则显示出海外市场经济的阵阵寒意，美国次债危机带来的外部经济形势转冷，对于中国出口产品的负面影响更加明确。

　　因为存在偶发性因素，部分观点对这一对“冷热”数据的看法较为乐观，认为物价涨幅最晚在下半年就会趋缓，而出口增速也可以逐步回复。对于这样的观点，笔者认同其物价走势的分析判断，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外贸顺差的恢复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一旦外贸顺差状况出现明显逆转，就可能成为改变中国基本经济运行状况的导火索。对此，事前做出对策安排要优于事后被动的救急措施。

　　之所以说物价问题并无担忧，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推动物价上行的因素结构性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国内的农产品和食品领域。因而一旦相关的财政补贴等鼓励生产的措施到位，市场供给就会逐步增加。物价指数回落需要等待的只是农业生产的刚性时间周期。二是针对国内的物价走势，调控部门拥有足够的施展空间。因此，尽管月度物价指数迭创新高，但未来长期在高位运行的概率并不大。

　　真正的难题在于外贸出口数据的持续走低。尽管偶发性因素部分解释了外贸顺差下降的原因，但事实上贸易顺差下降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2月份数据已经是自去年10月以来连续第五个月下降。顺差下降的关键是出口增幅的减少，2月份出口同比增长仅为6.5%。不仅远低于“鼎盛时期”平均25%以上的出口增速，甚至达不到业界普遍预期的15%的增速底线。更为关键的是，一个长期因素影响出口增长的的因素还没有完全显现，那就是美国次债危机的实际影响。从时间上看，美国次债危机爆发于去年下半年，考虑到出口合同从签订到执行的周期性因素，美国次债危机对于出口产品的实质性影响尚存在几个月的时滞。更为关键的是，面对海外市场衰退的阴影，国内调控部门难以做出积极的举动，这也就意味着未来数月、乃至全年的出口状况都难以乐观，贸易顺差趋势性下降或难以避免。

　　人民币刚刚开始加速升值的时候，并没有对中国的产品出口造成直接影响，这也曾一度令国人对出口状况产生乐观的看法。但现在看来，持续升值对于出口的负面影响，由于美国次债危机的催化剂作用，正在逐步发挥其实质性作用，因而很难排除其对中国出口造成转折性变化的可能性。因为与出口增速下降不同的是，进口的增速在明显加大，2月份进口产品增速就高达35.1%。此消彼涨之间，诸如2月份区区85亿美元的顺差金额，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一个久违了的词汇———“贸易逆差”所替代。一旦贸易进出口形势出现质的逆转，其影响绝不仅仅在于外贸领域一部分，那将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出现重大变化。

　　近些年来，中国早已经习惯了海外要求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呼声。但需要指出的是，海外要求人民币升值其实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其最终目的是要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的状况。因而一旦未来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出现逆转，那将从根本上改变外国和资金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判断和预期。而贸易方向的变化将会改变热钱的流动方向，进而严重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安全。一旦热钱选择撤出，资产价格或将随之而岌岌可危。海外经验表明，流动性过剩向流动性紧缺的转换极有可能在瞬间完成，对此，相关决策部门必须要提早做出安排。否则，一旦国内紧缩性政策与海外热钱撤离双碰头，国内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基调或将遭遇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