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3月19日电／英国《金融时报》3月18日载文《何时都能生二胎？》，摘要如下：

　　寄望于在“两会”期间听到官方在计划生育政策上的松动是不现实的，至少，这不符合中国重大政策改革的惯常逻辑。在“人人都能生两胎”成为普遍性的地方决策之前，它不可能写进中央政府的决议，所以，寻找“何时都能生两胎”的答案，需要我们的视野从“两会”上移开。

　　在中国，地方政府掌握着第二胎的生育权，这一权力结构或许是中国人口政策产生松动的根本性制度原因。因“一胎制”而来的诸多问题——性别失衡、社会养老负担加重、未来劳动力紧缺等，必先呈现于地方经济、社会的晴雨表上，地方政府为免于在地区竞争中失势，或将视人口政策的松动为新的制度红利，先于竞争对手在人口政策上创新，特别是所辖区域人口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或者对外来人口没有太大吸引力的地方政府，将进一步放宽允许生两胎的条件。

　　所以，较之于由中央政府决定的“何时都能生两胎”，更现实的问题，是由地方政府决定的“何地都能生两胎”。鼓励地方实验，再将普遍性的地方意志写成国家意志，这是中国重大政策调整的惯常逻辑，这一逻辑可能同样适用于人口政策。

　　事实上，地方政府渐进式的人口政策松动已经在进行中，国家计生委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绝大多数城市已经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第二胎，而其中一些城市，已经考虑将这一政策继续放宽。

　　多数人将目光锁定在已连续10年户籍人口出现负增长的上海，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数年偏低的北京等大型城市，另一部分人认为，扮演人口政策先行者角色的很可能是厦门、青岛、深圳等中大型城市，部分原因是它们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相对较低，或可利用“都能生二胎”的政策吸引外来人才，享受新制度红利。

　　1998年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千分之十，2004年以来进一步降到千分之六以下，一些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更低，北京只有千分之零点七，上海则为负数。在大、中型城市，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高，生育的时间成本相对升高，女性选择生育的意愿较小，芝加哥大学加里•贝克尔教授的名言“教育是最好的避孕药”，也普适于中国。

　　虽然还有一些学者以及更多的官员，认为现行的“一胎制”仍需坚持，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官员)认为，“一胎制”作为过渡性政策，已完成预期作用，现在正是调整的最佳时期。值得注意的是，“两会”期间，持保守看法的多是计生官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计生官员的主张是基于部门利益的考量，但一些数据有助于增进对这一争议的理解。

　　在中国，人口政策的决策、执行、监督主要为计生部门，各级计生机构预算内经费惊人，一份资料表明，沿海中大型城市一个区的年平均计生经费是500万，属预算内财政支出，且增长幅度一般高于当地财政的增长幅度。另外，计生部门收取的“社会抚养费”(即原来的“计划生育违规罚款”)数额可观，且属于预算外收入，其使用的透明度较低。在沿海地区，一个超生婴儿的“社会抚养费”甚至达到几十万。有“两会”代表建议，人口政策不应该由计生部门自行设计，而应该由独立机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