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推进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在沿海选择‘战略极点’牵引”的路径。20世纪80年代中国选择开发深圳，90年代选择开发浦东，掀起了经济发展的两波高潮。“现在是天津滨海新区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立群说，深圳、浦东、天津滨海新区正好分处于中国东部沿海版图的“南、中、北”三端，这“三驾马车”运行的方向、速度，象征着中国经济发展高潮由南向北推进的整体进程。

　　新华网报道，“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与当年深圳和浦东开发的起步条件、国内外形势不同。”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宋联新说，“滨海新区开发是在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启动的，其发展模式不能再纯粹以追求ＧＤＰ为目标，必须遵守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道路。”

　　宋联新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经济特区，到90年代的浦东开发区，再到现在的滨海新区，这都是国家的战略，但这第三步又不同于前两步。如果说开发深圳、开发浦东的初衷更多体现的是国内战略的话，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则凸显出全球战略层面上的崭新意义。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卢卫认为，上海浦东新区与天津滨海新区同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将通过综合改革探索出一条可资借鉴的发展之路。但由于两地所处地域、管理方式、经济腹地等不同，改革所面临的重点也有所区别。

　　在新区体制方面，天津滨海新区的管理体制，并没有打破原有的行政区划，只是一个综合协调机构，即滨海新区管委会。而上海浦东则不同，它是将原有的一些县、街道的行政职能进行合并，重新打造一个具有行政职能的行政机构，这是与天津滨海新区在管理体制上最大的不同。卢卫说，根据国务院批复要求，“十一五”期间，滨海新区在行政管理改革方面要取得突破，这也就意味着滨海新区近期的重点之一，是要加快滨海新区内行政区与功能区职能的整合，理顺行政区与功能区的利益关系、职责权限。而这类问题则不存在于浦东新区和深圳特区。

　　作为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浦东新区与滨海新区同样希冀在市场经济体制、涉外经济体制、金融管理、城乡社会统筹等方面积累更多的经验。一些专家认为，两地改革目标相似，但具体路径不同。

　　以金融改革为例子，在金融改革和创新方面，上海浦东新区将重点配合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完善运行机制和实施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方案，探索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创新。而天津滨海新区的重点则是建立全国性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为中国探索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之路；在搞好渤海产业投资基金试点基础上，发展各业的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发展各类资金信托业务。

　　与深圳特区相比，天津滨海新区在对外开放路径选择上也有所区别。深圳特区因为与香港的地缘关系，将更多注重发挥毗邻香港的优势，利用深港一体化这个通道来扩大开放，推动与香港在教育、金融等方面的合作。

　　而滨海新区地处环渤海湾的中心，是华北、西北地区通向世界各地最短最好的出海口，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因此滨海新区在对外开放中，将创新东北亚区域合作模式，推进滨海新区与中国北方和日本、韩国等东北亚各国享有对外开放特殊政策的地区，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合作机制，深化和提升东北亚区域合作。

　　周立群认为，尽管沪津深三驾马车运行路线不尽相同，但三地都承担了带领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角色。另外，作为改革的探路者，三地应该从国家战略角度看待自身的改革，应认识到，这绝不仅仅是为本地区的发展寻找更好的途径和模式，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深化改革的战略谋划，最终目的是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结合起来，为推动全国性的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