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勇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用福柯的观点解释中国互联网事件?有位师长表示他对《互联网的肉身状态》感兴趣，但是对里面的那些西方理论不习惯——他从来不觉得福柯等人的理论能解释中国任何问题。

　　这篇关于互联网的情色问题的文章，明眼人都会看出来主要是拿福柯说艳照门的事。福柯们忙着观察、剖析、批判的腐朽堕落的西方资本社会。实事求是地讲，这帮具有后现代色彩的理论家，包括德勒兹、德里达等人还谈不上什么理论体系，当然他们也不追求这个劳什子的“体系”，片面的深刻足以。但你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眼光的确犀利、尖锐。在我们现在很多人印象中的美丽新世界中找到了人生存依然面临的困境和不自由的状态。这些困境和状态，是西方的，也是整个人类的。能不能解释中国的事情，可能关键并不在于他们的理论和观点如何如何，而在于如何去理解这些理论和观念，乃至如何去理解这些具有后现代、反启蒙色彩的思想家们，然后用他们的尖锐和锋利去剖析我们自己的现实：比如说如果读过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回头再看大学的学生宿舍，就不得不佩服咱们有才设计师无意中做的伟大事业：能把学生宿舍设计成古代西方监狱的样子，岂不是关于我们这个神奇时代的一种隐喻?再比如我用“异托邦”和“凝视”这两个概念解读艳照门，得出的结论却并不像这两个概念这么抽象：每个有正常欲望的网民在中国现在的社会中往往处于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潜在违法之中，主流权力对每个社会个体进行着“窥视”。而更可怕的是，我们很多时候习惯这种窥视：比如说计划生育、让每个妇女生育后上环之类，通过这次事件，互联网使我们意识到这种“老大哥”式窥视的存在和荒唐、无聊。从艳照门上升到法律门是互联网在此次事件中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网络作为媒介推动社会进步的地方。

　　其实我知道这位长者究竟想说什么。他肯定看过不少研究福柯的“学术专著”或者“学术论文”。说实话，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大热，涌现出不少“后主”，最拿手的就是用当时中国人极端陌生的后现代理论义正词严地批判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和对全世界有良知的亚非拉第三世界人民，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残酷压迫——这是因为当时很重要的理论资源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赛义德教授，这位教授本身就来自于巴勒斯坦，学成名就后回到故土，曾经小心地朝以色列坦克投掷过石块，被记者记录下，全世界哗然。在这种学术氛围中，大量的西方后现代理论著作被翻译、介绍进中国的学界，更有一群海归，在西方跟着学院知识分子从事社会文化批判，回到国内后显示出中国人的伟大智慧和坚持不懈的精神，继续跟着自己的老师批判西方社会而绝不将矛头对准危险的地方。在90年代的学术史和思想史中，这些人物还占了不少的篇幅。如果说80年代的学者是言必称康德，整天忙着启蒙大众，90年代的学者们就聪明多了——这也难怪，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嘛——言必称法兰克福学派、福柯或者乔姆斯基然后跟着官家批判美帝国主义，大声疾呼：中国可以说不!

　　事实求是地说，90年代知识分子回归学院还是有他们可贵的地方，特别是在这十年中很多人愿意去强调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强调回归中国现代学术建立起来的学统，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怀旧西南联大。但是由于社会现实的急剧变化，专家迅速二奶，知识分子迅速犬儒，这部分后学家在中国的传人——起初大部分在文艺理论界，现在渗透到社会学、经济学各个领域本着他们老师关注现实的传统，经常发出些不着调的言论，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最民主的时代，鞍钢宪法推动了全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而让人娱乐致死——居然可以娱乐还是值得庆幸的，还用不着像北京大学中文系孔庆东那样每天严肃地念叨着全世界人民都羡慕我们!近日两会西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苇提出提案称应限制国内旅游，原因之一是国内旅游不过是社会总资产由富人转移到穷人，由发达地区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社会财富的总量并不增加。有这种奇妙思路的自然不是凡人，一搜，果然是学政治经济学出身的，新左与后现代以及这位代表，什么都知道就是不懂“常识”。所以，王小波在90年代横空出世，在这个背景下就显得清白可爱异常，也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终于发现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并不在高校或者研究员，反而是在传媒，特别是在互联网上。

　　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在巴黎萨勒贝蒂尔医院病逝，终年58岁。这就给我们留个一个念想：如果他能多一段时间，他会如何看待日益变化发展的互联网?

　　《黑客帝国》也许可以被视为福柯理论的好莱坞图式，但更有可能，他对于互联网持一种温和的赞许态度：毕竟“70年代的福柯积极致力于各种社会运动，他运用自己的声望支持旨在改善犯人人权状况的运动，并亲自发起‘监狱情报组’以收集整理监狱制度日常运作的详细过程;他在维护移民和难民权益的请愿书上签名;与萨特一起出席声援监狱暴动犯人的抗议游行;冒着危险前往西班牙抗议独裁者佛朗哥对政治犯的死刑判决……”。这些行为和国内他的信徒们整天忙着宣布红色经典不容恶搞，对于互联网心怀恐惧，对互联网“暴力”的敏感异常不同，《南风窗》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倒是反映出中国的某些后学家对待互联网的经典态度：“民粹主义最广泛的表达是在互联网上，人民成了不能被批评的敏感词汇，因为人民是改革进程的利益受损者和道德沦丧的社会里的唯一美德保存者，每当发生贫富阶层或个体之间的社会冲突，不管谁是有道理者，互联网的往往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民意’总是自然地压倒性地倾向于弱势者一方，对于强调理性讨论的知识分子的发言总是不屑一顾，或者口诛笔伐。经济学家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学者许纪霖反思研究生教育的《考研为何重蹈高考覆辙》以及让人啼笑皆非的所谓‘雅阁女事件’等文字、视频都在网络上遭受了强烈的反弹。知识精英已经被普遍地预设成为体制服务的既得利益阶层，而遭受广泛的道德质疑与挑战，而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被想象成道德复兴与伦理实践的历史主体。”可以明确的回答这位学者，这不是互联网而是他对于互联网的一种想象，产生这种想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互联网实在是比西方的热闹，他们老师们不可能像他们那样意识到这个新媒介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或者意义，也就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交给这些学者，另一方面是按照咱们学者的一贯做法，天然地站在他们认为不可能错误的一边。因为我们习惯了附和一种绝对正确的声音，所以当终于有了一种场域需要对话甚至辩论的时候，就会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他们不知道，网络上没有叫他们如醉如痴的真理性结论，而是一次次对话后获得的相对共识。他们指责的民粹主义和愤青与其说是属于互联网的，倒不如说是被他们洗脑后的青年接触网络后呈现出的晕眩——互联网并不造就民粹主义的愚民，反而使教这些愚民看到自己被愚的状态，学会理智思考问题。老实说，这工作福柯做过，互联网正在做，但是福柯的中国学生们没有做，也不一定想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