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东西不能轻易套上“中国国情”的帽子，譬如现实中贪污腐败、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体系等问题，不宜说这就是中国国情决定，事实上这是政府行政怠于职守、公共服务意识较差、权力不受公众监督所使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把做不好自己分内的服务职责说成是这就是国情、这是公众的问题，他们更多的是在寻找执政府自身哪些做的不足，权力监督有何漏洞，执法机关是否秉公办事等。有史以来，中国人就比较喜欢推脱责任，不以客观理由开脱，也会想着办法把责任归咎于其他人身上(如政府曾一度把物价上涨归因于农民捂粮惜售、把房价高归因于开发商捂盘惜售等)，却从来不审视自身存在的问题。

　　与此如出一辙的某些统计数字的平均概念也不能轻易照用，譬如，人均收入增加了多少？人均福利多少？一平均、一均分，好像中国人都生活在富裕的世界里，其实呢？未必如此。商务部副部长于广洲本月24日就如此表态，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2000美元(2007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2456美元)，中国正向消费型国家过渡。(3月24日新华网)

　　暂不论GDP是否有水分，2007年度的人均GDP已达到2456美元，应该是个令人欣慰的数字了，公众收入据此增加了难道不是好事情吗？当然是好事情，好事情总要有这样一个概念，这是否适合中国国情？问题是，中国是个十几亿的人口大国，仅农业人口就占到八九亿之多，外出务工的农民阶层人数占到两个亿左右，这一群体的收入，多从事建筑业、煤炭工人、清洁工以及劳动密集型如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区的工厂、企业的廉价劳动力代名词，如果不出所料，他们实际性收入肯定要比这个人均GDP产值低得多得多，即使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才不过区区4140元，比上年增长15.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仅增长9.5%，加快2.1个百分点。如果按照地方的统计数据，还不如中央政府公布的数据呢，如2007年度云南曲靖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才2666元，2007年度四川旺苍县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过1176元；整个省份的有，2007年度河南农民人均纯收入3851.6元；2007年度安徽农民人均纯收入3556元；2007年度湖北农民人均纯收入3997元；这可是占据九亿人口的农民收入状况。

　　剩余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也不过80%以上处于工薪阶层，不到20%的高收入阶层汇集在垄断行业、政府部门以及各企事业单位，普通工薪阶层哪有什么收入增长？平均下来自然要吃亏了。

　　从国有经济占GDP比重看，虽然从1984年，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60%，下降到2002年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为37.7%。但是国有经济并没有把这些GDP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以及改善收入分配关系，而是，国有企业创造的产值又用在再投资上了，总体看投资占GDP比重过大，所谓国有经济投资过热；此外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2个百分点以上，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10%，可是房价居奇之高，已经造成普通收入阶层购买极限，换言之，房地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10%，说明是迫使广大低收入阶层的血汗钱增值的，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从世界市场经济较发达地区看，平均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的65%左右，美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更是接近于70%。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的数据显示，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可以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低收入为代价的，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无疑，从初次分配，到最终分配，国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在不断大幅度下降，这一来，哪还有消费力支撑？若说有，也是国有经济以及政府消费在不断的攀升，才有的中国结构性膨胀消费趋势，这种消费恰是不正常的，例如旅游、住宅、娱乐、奢侈品等消费与占80%以上的工薪阶层以及9亿农民无关，消费群体不过是政府在消费，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垄断集团在消费，这样的消费如果说是消费，不如说是腐败、是挥霍浪费。

　　由此可以推定，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越来越小、越来越无足轻重，并造成普遍意义上的购买力迅速降低。如果非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2000美元(2007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2456美元)这一数据推算中国正向消费型国家过渡，那么只能说明政府在无视收入分配差距、贫富差距严重两极化富裕阶层不过占国民人数的10%不到、剩余者完全可以视作“无产无钱阶级”了，以及同期最终消费率不到5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8个百分点的现实。其实无视的这些才是中国国情。

　　把人均概念用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衡量消费状况并不适合中国国情。用人均概念看待中国经济增长、消费状态以及现有经济结构，只会造成严重误差，导致真相隐藏，实际问题得不到彻底有效解决，最终延缓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