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上证综指下跌143.55点，跌幅高达4.13％，盘中一度下探至3308.9点，3300点危在旦夕。A股跌势愈演愈烈，被认为代表中国股市走势的上证综指在今年第一季度从5261.56点跌至3472.71点，跌幅达34％，这是沪指15年来的第一大季度跌幅。

　　“目前市场很多人在用非理性的思维来看待中国股市。救有救谁的问题，如果投资者是一个理性、科学的投资者，当这个市场本身发生问题时，那政府就不能放手不管。”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在谈及政府“救市”时坦言。

　　自2005年股改这一制度变革带来的“牛市”，如今涨幅已经接近“腰斩”，而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完善和公司改革进程，也仍有很多空间可为。诸如信用交易、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措施，在经年累月的传言中，迟迟未见；自春节后，沪深两市IPO也几乎停滞。

　　“中国的股市不是充分市场化，需要政策的引导。”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说，面对大小非解禁压力，“当市场在某个阶段供求不平衡的时候，需要政府调控。”

　　在市场的恐慌四散弥漫之时，有损失惨重的个人投资者通过网络或媒体发问：此时，管理层为什么不采取救市措施？

　　这种疑问背后，贯穿着一条历史因果。2007年5月30日，为了抑制市场的狂热投机，有关部门连夜出台了增加印花税征收比例的措施。而2007年“印花税的征收额度超过了上市公司的分红，这是不合理的”。贺强因此建议单边征收印花税。

　　就是否要救市、救市的得与失、如何救市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两位资深研究学者。

　　“救市”重在恢复投资者理性

　　《21世纪》：1月至今市场一直在下跌，这种下跌是否理性？政府有无必要采取政策措施挽救市场？

　　赵锡军：政府要救市。但当务之急，不是采取简单措施“救市”，而是让投资者认识到中国经济的潜力和增长空间，跟其他经济体相比较的优势何在。让投资者自己恢复对市场的信心。

　　如果说从理性的经济学角度来判断，目前中国经济仍在增长，上市公司业绩也在增长。如果有人觉得这个市场没有投资价值，那么他不是一个理性的投资者，而是带着情绪来决策。

　　贺强：中国的市场是一个不充分市场化的市场，需要政策的引导。

　　《21世纪》：现在市场对降低印花税的呼声很高，如何看待这种要求？

　　赵锡军：印花税的事情，不是现在才需要降低的，它导致了交易成本的大幅上升，不符合中国这类新兴市场的现状。不可能通过成本调节打击投机，否则为什么提高印花税征收比例后，市场还会忽高忽低呢？真正减少市场投机，还是要建立投资者理性的思维，之所以投机，就是因为不理性。

　　贺强：我之所以有一个降低印花税征收比例的提案，不是说为了救市，还是从交易成本的问题考虑，印花税的征收额度超过了上市公司的分红，这是不合理的。

　　保护投资者也很重要

　　《21世纪》：当前，一些基金经理看空中国经济，认为中国会进入高通胀、低增长的局面，从而使估值中枢不断向下。如果“救市”，能够改变这类机构投资者的悲观预期么？

　　赵锡军：这种看法是一种孤立的思维，如果跟全球其他国家经济体比较，我们比他们都要好得多。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只有中国的经济走势较好，相对稳定。美国由于次贷危机影响，本国的金融市场、消费、投资、进出口都会降低，并会越来越明显。欧洲和日本经济也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在全球范围内来看，理性的投资者会认为中国市场更有潜力和空间，实业投资与股票投资都是如此。要有一个客观、科学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市场。

　　《21世纪》：如果“不救市”，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赵锡军：要对投资者“救市”的希望进行引导，让投资者认识到，中国的上市公司是最有投资潜力的。

　　投资在任何国家、市场都是一个专业的事情。投资者的非理性和其素质、经验、专业水平相关。基金的预期并不一定科学，利益驱动会导致了他们的被动式卖出。中国的问题，有两方面，一个是优胜劣汰，另一方面，保护投资者也很重要，欧美的那种优胜劣汰方式太残酷，散户失败只成就了巴菲特和索罗斯一两个人，中国不可以，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我们不该那么做。

　　贺强：还是要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考虑。比如，控制再融资，IPO，当市场在某个阶段供求不平衡的时候，需要政府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