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赞成降低印花税，但不是现在。至少在有效解决股市供求关系之前，单纯降低印花税绝不会成为股民解套的救命稻草，反而成为机构操控市场，冰海逃生的救生船。

　　“不救市”为什么不能成为话题

　　(刘杉，经济学博士，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主要工作是写金融评论)

　　股市中有多头和空头之说。

　　因为看空而卖出，因为看多而买入，多头和空头的博弈构成了交易，这才形成了股票市场，也成就了市场不可预测的迷人之处。

　　多头和空头，是市场交易的两极，也承载着不同的市场判断。炒股的人，看惯了市场中的买和卖，却不适应不同观点的碰撞和讨论，其行为有如股市的单边市，只许我放屁，不许你喘气。

　　有关股市“救市”还是“不救市”的争论，因为胡舒立的一篇评论而突然升级。《财经》主编胡舒立在最近出版的一期杂志中鲜明指出，政府不该讳言“不救市”，并强调“股市自有沉浮，政府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

　　在胡文发表之前，北大教授霍德明曾因表示不该用降低印花税来救市而遭到万名网友的攻击。

　　同样，胡舒立的“何必讳言政府不救市”的观点一样遭到股民的谩骂，其所受的猛烈程度并不亚于霍德明。更有上海媒体人，以带有“耳语者”的猜测而加以评论，更凸显利益驱动下的低俗心态。已经超出政策辩论边界的这些批评，真实反映了股市利益博弈的激烈程度。

　　在“救市论”大加横行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给“不救市”的观点予以尊重呢？

　　我在去年4月17日的一篇题为《泡沫论已经被泡沫淹没》的评论中引用过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描述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华尔街股市疯狂状况所用的一句话，“假如你很明智，足以看得出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就像厚纸做的房子那样脆弱，会如何呢？假如你是一个爱发牢骚的人，抱怨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开发接近于沼泽地的状况，那又会如何呢？那么你会跟整个一代人唱反调”。

　　这个时候敢说“不救市”，就是在和整个一代人唱反调。

　　从这点看，你不得不佩服霍德明和胡舒立的勇气，不管他们的观点是否严谨和正确，但他们至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并没有以任何人的名义，或者以某些人的代言人自居。对于真实表达观点的人，一个社会应该予以基本的尊重，这是公民社会有别于暴民文化的基本区别。

　　救，还是不救，这由不得霍德明和胡舒立，也由不得刘纪鹏和水皮，就算是证监会也不能说了算。

　　以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的逻辑推论当有一定的假定条件。而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任何的政策选择也必然以利弊来取舍，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如果我们抛开救与不救这个纠缠不清的死结，站在市场之外看政策，我们会发现，市场有市场的逻辑，政府有政府的考虑。

　　先说市场。沪市从去年10月16日最高点6124点，经过5个月的下跌，在上周四下探到本轮牛市的最低点3271点，下跌幅度近50％，其惨烈程度超过中国股市的任何一次熊市。很多去年10月入市的股民，损失惨重。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股市的大跌？

　　美国的次贷危机是一个因素，但次贷绝不是中国股市大跌的主要原因。平安疯狂融资是导火索，但即使平安只提出融资160亿，那么接下来还会有浦发银行160亿，还会有中国人寿多少亿，还会有某只鸭子多少亿。为什么？因为股市就是融资的市场。在大多数人看来，小非疯狂减持其实是股市大跌的主要原因。理由何在，股市如菜场。大白菜多了，价格就低。钱多了，大白菜就贵。供求关系决定了价格。

　　融资行为减少了资金供给，小非抛售增加了股票供应，股市大跌，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那么，这两个因素是突发事件吗？显然不是。这两个条件，在6124点之前就存在，在去年“5·30”半夜鸡叫之前就存在，甚至是股市走牛的前提条件，对价全流通、公司融资、资产注入，曾经被认为是市场的天大利好。而恰恰就是这两个条件，其实就是最终导致股市供求比例失衡的决定性因素。

　　大小非减持的后果大家心知肚明，只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不会接下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就在机构纷纷出货的时候，还有多少股评人在忽悠散户杀入市场啊。那些忽悠8000点、10000点的人，难道不知道再融资和小非减持的叠加效果吗，不知道人民币升值必然导致货币政策采取紧缩取向而产生的累积效应吗？如果他们不知，遑论专业？如果他们知道，良心资产配置在哪里？

　　由股改而发动的所谓牛市，机构编织的“黄金十年”的美丽外衣，人民币升值硬币的一面，以及专家和媒体淘金的欲望，这一切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器。想想看，如果你认为印花税有用的话，为什么你没有看到它能阻挡沪市从4000点炒到6124点，从而避免3000点的大跌？如果你认为它无用的话，你还相信降低印花税可以让你解套吗？市场的病因在于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这个结果，在那个伟大的股改开始后，就注定要发生了，只不过，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让善良的股民无所适从。

　　坦率地讲，从降低印花税方面获得的利益，机构比股民要多得多。我赞成降低印花税，但不是现在。至少在有效解决股市供求关系之前，单纯降低印花税绝不会成为股民解套的救命稻草，反而成为机构操控市场，冰海逃生的救生船。

　　我也反对唯“市场论”，解决市场失灵，是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存在的理由之一。虽然市场普遍认为，股市大跌是非理性的，但面对不断增加的股票供给，股民的任何一次杀跌，其实都是理性的选择。这就是博弈论的著名推论，个体理性最终导致集体无理性。

　　现在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市场已经失灵了吗？不同的人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每一个市场参与者都要思考，股市中的“羊群效应”究竟是市场本身的特色，还是市场失灵的结果？非理性的杀跌和疯狂的上涨，是不是股市面临最后变盘的信号？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和善良的股民，政府应该怎么办？不管市场是否失灵，坐观其变与猛药攻心二者均不可取。其实我们应该看到，证监会出台的一些政策已经释放出稳定市场的信号，但在“救市论”大行其道之时，市场似乎只愿意接受外科手术，而不愿预期中医慢火熬药的疗效。盼望，失望，幻想，无望，市场就在这种心理暗示下不断杀跌。

　　从6000点调整到3000点，算不算是一个合理的调整？这是一个需要专业人士回答的问题，你们必须告诉股民，从理论上和市场逻辑上看，这是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在我看来，市场应该取得一个共识，也就是：

　　减少对“救市”的诉求，表达制度建设的迫切；

　　强调对投资者利益和热情的保护，淡化对指数高低的关注；

　　呼吁重建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鄙视恶意的圈钱行径。

　　而做到这一切，需要集体的无理性回归理性，而拥有话语权的人，当成为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