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的“学理”究竟是什么货色

　　黄湘源

　　一再大声疾呼“我坚决反对”的北大教授，口口声声说是“凭着对学理的了解”。

　　那么，北大教授的“学理”究竟是什么样的货色呢？

　　是市场经济的原理吗？否。不错，按照市场经济的理论，市场如何运行是市场自己的事情，不应该由政府横加干预。去年的1月29日，美国的格林斯潘就曾在上海的一个投资者会议上建议政府不要过多干预股市，应该放手让市场按其自身轨道发展。格林斯潘的观点是“等待泡沫自己破裂”，他认为主动戳穿泡沫不免需要承担经济动荡的巨大成本，并且带来影响就业、收入和消费等一系列的负面问题。可是，中国的管理层不是这样做的。就在去年的5月30日，管理层“半夜鸡叫”，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率由原来的千分之一一下子就提高到千分之三，而且还是继续双边征收。有关当局并未讳言，提高印花税率是为了抑制过度投机控制市场过热。可是，以对市场经济研究有素为标榜的这位海归教授却为什么不反对提高印花税反而反对下调印花税，未免让人匪夷所思。

　　其实，霍德明说得很清楚：“基本宏观政策定下来以来，股市收缩是必然结果。既然政策这样定了，股民希望政府用政策来救市，政府应该是很难兼顾的。”“货币政策对于股市的预期影响，正是政府所要的结果”。他还说：“政府怎么来兼顾中小企业的利益保护，这至少不是政府的责任。”“投资者应该具备相应的承担能力。”由此看来， 霍教授所竭力维护的并不是市场机制，而是政策市，而且比政策市还政策市的只打压不救市的政策市。而这，难道就是其本人在发现“传统的经济学对中国大陆的发展都有点适应不良”的现象之后所悟出的研究成果吗？

　　霍德明虽然是北大教授，但显然不是税学专家，他之所以连印花税的性质也没弄懂就将其同托宾税相提并论，就是因为虽然他也曾得到过美国的博士学位，但是美国的西方文明并没有洗刷掉他自小在台湾的麻将桌边所受教育的那些深入骨髓的文化底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台湾，我永远是站在麻将桌外看别人摸牌。于是，就这么决定来大陆了。”这也就是说，他来大陆的历史使命，也就是用麻将牌“学理”来“参与中国现代史的改写”的。这就难怪受过西方文明教育的他竟然提也不提西方成熟市场普遍主张并实行的旨在降低市场成本的低交易税率甚至零税率，反而对于全球最高的交易税的下调挺身而出公然反对，原因就在于他把中国的股市当成了台湾的赌场。

　　“玩得起就玩，玩不起的人怎么能让政府来保护呢？”这句话可以说得上反救市论者的广告词。可是，这哪里象是堂堂的北大教授的口吻，分明就是一个赌棍的语言！不过，他的说法虽然一点也不文明，却和管理层所说的“买者自负”其实是一个意思。管理层也是把投资者当成投机的赌徒来打击的，提高印花税率就是又开赌场又收租，让你“玩得起就玩”，“玩不起就完”。一向默默无闻的霍德明一夜之间忽然成为中国股市大红大紫的闻人的道理所在，实质上是一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共谋的结果。

　　麻将牌的“学理”是否“改写”得了中国股市的历史，也许还尚待观察。不过，北大的历史看来却将由于出了一个霍德明这样的北大教授而“改写”了。历史上的北大，只有为民主和民生而抗争的北大教授，现在却有了以视股市民生民意为“妖风”为能事而以敢于为官方说话为打压股市的政策辩护为荣的北大教授。中国股市忍受的是麻将牌“学理”之辱，北大蒙受的则是民主的旗帜易色之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