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深秋，王石来杭州，约在西湖边的浙江宾馆对坐闲谈，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我一时语塞。

　　在众多商业史料及企业家成败案例的调研与梳理中，我一次次地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漫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他们那种特别的焦虑、对超速成长的渴求、隐藏内心的不安全感、对官商文化的膜拜，包括对“狼文化”的痴迷，是一代人特有的气质，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人文原因？

　　研究者常常喟叹，中华民族错过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萌芽，因而受到欧洲列强的侵辱。不过换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以有另外的一种观察，就在曾国藩等人发动洋务运动的同时，后来成为全球最强经济体的两个国家美国与日本也刚刚开始现代化之旅。美国在1861年才结束了南北内战。1865年，安德鲁·卡内基与人合伙创办了卡内基科尔曼联合钢铁厂，就在同一年，李鸿章向清廷递交《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提出购买机器、投资建铁厂。1871年，J.P.摩根与人合伙创办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从事投资与信贷等银行业务，而当时在中国，“红顶商人”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正处巅峰。但是，百年之后，为什么摩根仍在华尔街，而“红顶商人”已成江南旧事？

　　几乎就在曾国藩发动洋务运动的同时，在一洋之隔的日本国也正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一个叫西乡隆盛的武士率2000人从鹿儿岛北上，从此拉开明治维新的帷幕，日本第一条铁路、第一家现代银行、第一家纺织工厂的出现，都与中国十分接近。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比美国和日本都要晚熟和脆弱？130年中国公司的衍变，最让人唏嘘的是，它的演化进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政体的轮替所打断。根据我的计算，几乎每隔30年左右就会爆发一次革命性的颠覆，财富的传承、血脉的延续、企业家精神的孕育，在改朝换代的战火和革命中被一次次地推倒重来。当一代一代的企业家白手起家、从废墟中从头再来的时候，中国近现代的商业文明又积累下了怎样的基因底色和生命记忆？

　　过去百年间，中国企业家扮演的角色显得十分暧昧。费正清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说，“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经济，至少在本章(1911－1949)限定的年代里，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这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描述，对今天的“王石们”或许有其借鉴意义。

　　很显然，我们仍然行进在一条近乎宿命的“历史三峡”中。也许从最近30年来看，我们取得了无人可比的商业奇迹，不过，如果把历史的宽度拉开，我们的骄傲会削弱一点，而不安和忧虑则会加重。王石在数年前的那个追问，会不会成为一场商业反思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