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连续暴跌，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指数已近腰斩。市场舆论的争论焦点从“当前是牛市还是熊市”逐渐转变成了“政府到底该不该救市”。

　　就在此时，一场席卷财经界知名“大腕”们的论战引发出政府是否该救市的全民大讨论。在“国情派”和“市场派”的对立中，政府的职责定位成了论战的焦点，而这无疑正印证了处于“政策市”和“市场市”之间摇摆的中国股市的特色。

　　文 本刊记者/邢 力

　　4月1日愚人节，沪指收盘报3329点，创下了本轮调整以来的新低，在短短五个半月的时间里，中国股市跌幅高达46%，一年来轰轰烈烈的大牛市被打回了原形，确确实实的把中国股民好好“愚”了一把。时至今日，再把A股暴跌归咎于美国次贷危机的连锁反应恐怕已经难以服众，实体经济正在衰退的边缘苦苦挣扎的美股跌幅也还不到20%，就算是受其牵连最广的亚太股市的跌幅也不过如此。而近日香港恒生指数更是涨多跌少，逐步企稳，显示市场信心正在逐步恢复。

　　反观内地，则在4000点保卫战失败后，又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奔3000点一线。然而当股市已经“套牢全中国”的时候，市场上已不再听见“3000点保卫战”的声音，转而是上至专家学者，中至媒体舆论，下至机构散户，无不翘首以盼政府“救市之手”的降临。在他们看来，无论是中国的宏观经济面，还是上市公司效益的大幅提高，都无法为这场暴跌提供依据，如此暴跌不理性，完全是恐慌心理造成的，这个时候政府就应该出手恢复市场信心。

　　可就在股市夹在牛熊之间，不知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3月31日，《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发表的《何必讳言“不救市”》一文，成为了救市论战再度升级的导火索。

　　凭什么要救市？

　　《何必讳言“不救市”》一文摆出的“不救市”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股市自有规律，政府无需插手。

　　“政府既无法定职责、亦无认知水平来调控作为价格信号的股指，与千万投资者博弈无异于螳臂挡车。如果说，在中国年轻的资本市场，市场基本制度建设重任在肩，管理层选择市场低迷时期推出一些改革政策可以理解；但据此而在主观上竟存以政策救市之想，则错谬之至。至于为了救市而搞短期行为，伤害制度之本，公然给市场以“政府救市”提示，更是断不可为”。

　　美国政府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出台不是为了救股市，而是救经济。

　　“应该看到，美联储和西方各大央行的确针对信贷紧缩采取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举措，其中，拍卖2000亿美元国债、不断拓宽贴现窗口之举，更有明显的援助色彩。但是，其一，这些举措主要是为了缓解系统性的流动性风险，而非针对股指涨跌，有关决策人士事前事后均曾明言“政府不救市”；其二，这些行动自有其利率、期限等约束条件，并非“免费的午餐”；其三，这些行动至今仍被指责“靠华尔街太近”，颇存争议。对这类行动，有些媒体冠之以“救市”已是轻率，倘市场专业人士乃至监管者悬想其“救市主”动机，夸大其效果，就是纯粹的指鹿为马了”。

　　第三，“政策市”不足取，不足鉴，中国股市必须经历“壮士断腕”的阵痛。

　　“监管者当前承受救市之压，还与其尚未彻底摆脱‘政策市’的角色错位有关。随着近年来股市‘非理性繁荣’加剧，监管层表现出对指数特别的关照，对市场存‘慢牛’之想，一度有意以政策人为‘调控’供求节奏。今天‘慢牛不成反变熊’，凸显‘政策市’的尴尬结果。然而，以新的错误去补救旧的错误，只能离真理更远。经验表明，百般呵护非但不能令市场中的上下其手者满足，反而会成为监管者终将无力背负的‘十字架’”。

　　第四，“救市论”只是市场中一小部分人的“阴谋论”。

　　“当前，‘救市说’肆无忌惮，传言四起，相当一部分引领者其实都是浸淫市场多年的老手，对于所谓救市的后果心知肚明。其之所以用‘亿万股民利益’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要挟救市，热衷传言，无非是企图在行情短期波动中渔一己之私利。管理层对此应洞悉，广大投资者亦当高度警觉、冷静待之。”

　　最后，文章更是以“股市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为副标题，表达了政府应该对股市采取“死了都不救”、“死了也活该”的强烈观点。

　　为什么不救市？

　　此文一出，其观点立即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尤其是在学术界产生了一系列争论，在反对“不救市论”，力挺“救市论”的专家中，又以中国政法大学刘纪鹏教授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就在愚人节后的第二天，他火速其博客上刊登了一篇名为《财经杂志悠着点》的长篇文章，对胡舒立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其一，针对证监会高层改口一事，刘纪鹏表示该不该救市且放在一边不说，“事实是：无论是证监会新闻处还是媒体界的朋友都说，那真的不是老范‘原说’，而是‘揣摩’，人家明明没说，偏要写一篇《何必讳言不救市》的假说”，似乎有欠公允。

　　其二，“美联储以短期贷款拍卖方式向金融系统提供2000亿美元，再向摩根大通提供300亿美金收购贝尔斯登以及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降息、减税的政策”，这都是明确的救市政策，“不是救市又是什么呢？”。

　　其三，刘认为此文最后一段对中国股市的用词“尖酸刻薄”。尤其是那句“‘救市说’者中相当一部分引领者其实都是‘浸淫’市场的多年老手”。

　　刘进一步表示，“在一个国家经济和股市的危急时刻，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出来救市。我们认为这种暴跌是不正常的，必须尽快扭转，而扭转的办法并不需要像美国政府那样去救市，只要把去年‘5·30’打压股市过快增长形成的两个政策即调整印花税的行政手段和加速扩容的市场手段重新调整一下即可，因为现在恐惧股市变为疯牛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这些行政和非行政的政策手段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中国股市谁说了算？

　　此后，《东方早报》、《每日经济新闻》、《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广州日报》等南北媒体陆续参与讨论，“中国股市谁说了算”一度有成为2008年度流行语的趋势。由此，“救市之争”开始逐渐向“中国股市发展道路之争”发展，并形成了两派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派是赞成政府救市的“国情派”，以刘纪鹏、袁幼鸣、叶檀、水皮、金岩石等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股市作为新兴加转轨的市场就是一个“政策市”，中国政府在股市发展中一直承担着重要角色，无需遮掩也无法遮掩。现在股市出现非理性大跌，政府这个节骨眼上抛出“市场论”，对股市袖手旁观是不可取的，这样做只会反而伤害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建设。

　　另一派是赞成政府不干预股市的“市场派”，以胡舒立、霍德明、许小年、谢国忠、侯宁等为代表。他们认为政府既无法定职责、亦无认知水平来调控作为价格信号的股指，与千万投资者博弈无异于螳臂挡车。历史证明，百般呵护的行政调控非但不能令市场中大部分投资者满足，反而会越来越成为监管者“不能承受之重”。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政府这次决不能一错再错了。

　　而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两派的辩论焦点则集中体现在是否应该下调印花税来激活股市的问题上。前者认为，过高的印花税使股市在2007年的大牛市中都成为零和博弈，在熊市中更是会变成负和博弈。眼下股市缺的不是资金，是信心。要重振投资者信心，当前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降低印花税或单边征收印花税。刘纪鹏教授更是认为：印花税下调根本不是“救市”，只能算是“还债”，因为去年“5·30”用政策打压股市提高印花税，现在已经跌到了比“5·30”前更低的时候，调整回来是理所当然之举。

　　后者却认为，在目前通胀压力巨大和货币政策从紧的大环境下，印花税的丝毫变动都会造成股民心理的更大波动，因此宜静不宜动，宜紧不易松。况且印花税对股市的影响很有限，虽然中国是政策市，但股指终究是由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决定的，在股价明显过高的情况下，就算是政府也救不了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