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粮食危机警示可谓风声鹤唳。4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世界粮食供应危机已达警戒水平。潘基文称，解决粮食危机，不仅需要采取短期应对措施，还需要制定长期计划，提高粮食生产力。 

　　我国虽然连续四年实现了粮食丰收，但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一粮食消费国，同时，受人均耕地少(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为4.8亩，中国人均只有1.3亩)、农业生产效率低等局限，我国对粮食安全的紧迫感应强于世界其他国家。 

　　那么，如何确保粮食安全？几乎所有人都赞同一个观点，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是，调查显示，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仍然不高。问题到底出在哪里？4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农业部调研组的调查情况，结果显示：这次农产品涨价主要来自成本推动和产后各环节加价；在农产品产销链条中，农民投入多、耗时长、风险大，但获得的利润相对较少。 

　　一方面是投入成本增大，并承担着较大风险，另一方面是获得的利润低，农民作为一个经济人，他们也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当投入与产出不对称时，出于风险厌恶和机会成本高的原因，农民就会减少农业投入，甚至放弃种粮，转而到城市打工，获取高于种粮的收益。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会构成我国的粮食安全隐患。 

　　从去年年初开始，粮食及相关农副产品出现了大幅涨价现象，但相关利润并未落到农民手中，而是被流通环节所截留。相关调查显示，我国粮食物流企业流通成本高于国外同行至少10％以上。1斤油菜农民卖0.4元，挣5分钱，而北京超市卖2.2元！ 

　　之所以导致这种局面，主要在于，我国农业属于包产到户的传统经营模式，农民是非常松散的，在很多地方也没有农业协会这样的组织，在粮食价格方面没有话语权，定价权基本上掌握在中间商手中。因为这些中间商可以收购、囤积大量粮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价格操纵。而且，农民信息闭塞，无法及时得到市场粮价波动的真实信息，这加大了中间商操纵价格的成功率。长此以往，必然使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打击。 

　　而且，我国过去实行的粮食直接补贴，主要集中在流通环节，这进一步强化了中间环节的利润，使得越来越多人进入到流通环节，进一步加大了流通成本。后来中央认识到这一弊端，于2005年把针对流通环节的粮食间接补贴改为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但是，粮食补贴的数额仍需进一步提高。在西方国家，农场主的收入构成中，超过一半的收入来源于政府的补贴，我国受财力限制无法达到这一标准，但至少应该提高到足以抵消农用生产资料涨价的程度。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如何减小流通成本，把相关利润留在农民手中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对粮食及相关农副产品设定最低价格，低于这个价格，农民可以卖给国家；高于这个价格，农民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这样，农民的风险被降到最小而收益得到了保障。目前，世界上凡是农业发达的国家，基本上都有这种制度保障。 

　　第二，可以帮助农民组织成立相关协会，通过协会强化定价权，掌握更多的信息获取渠道。这样，能够摆脱单一农民对流通环节中的强势商人的弊端，使农民因话语权的确立而获得谈判主动权，维护自己的利益。 

　　第三，打击那些利用虚假信息欺骗农民，力压粮食及农副产品收购价，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不法商贩，在靠近农村地区建立起粮食贸易点，由工商等部门严格管理，解决中间商操纵交易的问题，使农产品交易更加公平与公正。 

　　第四，应通过对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厂家减税的方式，压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降低农民的种粮成本。并建立起农业保险制度，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运用商业化的保险网络，分担农民的风险。 

　　一旦这些措施落实到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