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拖未决的宗庆后与达能集团关于娃哈哈品牌的官司，最近有了戏剧性的新进展。达能方面公开举报宗庆后十年来偷税近3亿元人民币之巨，而宗庆后对此举报作出了模棱两可的含糊回应。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达能对宗庆后这位以前的老伙伴，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目的只有一个：尽力夺回在国内失去的娃哈哈品牌的权益，逼宗庆后退让。

　　宗庆后到底有没有偷税？这个问题的结论应该留给司法部门来下。笔者这样的围观群众，其实更喜欢留意双方出招的身段和手腕都有些什么特点。就说眼下这出“偷税门”吧，据新华社等媒体报道，宗庆后第一时间表态的话是“告我偷税的人就是达能的秦鹏！”“有话就说，做人要简单些”，“我不欺负你，你也别欺负我，假如你欺负我，我就要和你干到底”；可他为啥不直接说自己到底偷没偷税，而先要如此的表一下态？大概按照传统的历史叙事思维方式，对手的抹黑大多是站不住脚的，而达能作为洋人，更是靠不住的。更何况，这两天法国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大跌，他们说偷税，谁会信？

　　说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前几年美国华盛顿大学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布鲁斯·迪克森(B·Dickson)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研究后得出的一个结论。迪氏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已经开始慢慢蜕变成一个有着强烈“民粹色彩”的群体，在涉外商业纠纷中，动辄以民族意识云云裹挟舆论和民意，大打民意煽情牌，且屡试不爽。当初看到这个研究结论时，还颇觉得有些危言耸听；但随着这两年涉外商业纠纷日增，再结合着似是而非的MBO、权贵资本主义质疑等等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一次次挖掘，发觉迪氏的结论还真是很到位的。这不，宗庆后先生和达能集团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又一次印证了“民企民粹”这个说法。

　　话说回来，这么评价宗庆后并不能说，达能的做法就是对的。正像国内著名企业研究人士王育琨先生所说，达能“把收购其他企业和占有其他企业的资产作为发展的手段。其在中国的资本投资，一般的路线图是参股、控股和悉数掌控这样三大步。当中国要求跨国企业按照基本规则行事，达能则调动一切神经，只是按最低标准去做。”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达能和宗庆后当年的“阴阳合同”。达能的所作所为，情感上并不值得同情。

　　但仔细剖析达能在这场官司中的每一步，都不得不承认达能始终遵循着西方商业世界中的“契约精神”，每一次对宗庆后的进攻，都拿得出白纸黑字的合同来明证。与宗庆后深谙其道的“企业民粹”不同，达能所恪守的“契约文化”在商业战场上，其实是无懈可击的。因此，笔者始终觉得，宗庆后代表了一类典型的中国企业家，他们是在用民族感情和通行全球的资本主义契约文化搏斗。而这种在国内屡试不爽的涉外商战伎俩对我们的商业文化是否有长远的益处？笔者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