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身的成本优势与发展优势，因人民币升值而受到削弱。人民币升值、所得税率改革、出口退税制度的改变以及商业成本的大幅提高，以及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等一系列因素的出现，使中国的出口企业面临日益严峻的经济环境，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成本优势、后发优势与成长优势在逐步丧失，沿海地区外贸企业在成批倒闭，外商企业恶性抽逃资金，国际生产基地向外转移等等，正是这种综合优势逐步丧失的现实表现。倘不能尽快地采取有效措施，很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全面下滑乃至未来经济发展出现长久和深刻的重大隐患。

　　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国家的宏观决策处于进退维谷的艰难选择中。人民币升值已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中的一个最大变数与变数，使得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处于两难选择甚至多难选择，尤其还要面对日益严重的物价上涨。改变负利率的局面要求提高利率，但在美元降息与人民币加息必然导致人民币魅力大增，促使更多的国际游资进入中国，进而大幅推高中国资产价格的基础上，全面推升整个社会的价格水准。还会引发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的连锁反应，导致汇率提高本身所具有的抑制通胀功能局部甚至全部失效。加以国内外恶劣的经济环境，必然会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甚至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引发全局性的系统风险。　　

　　当前世界各主要货币都逐渐实行浮动汇率制，并体现出没有预想到的稳定和活力。随着各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开放与金融全球化的演进，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非均衡性也越来越明显。这就给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带来机遇和风险。在众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受到本币升值的困扰。其中不仅源于自身生产率与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更在于多了个“弱势美元”的因素。

　　从2002年1月到今年3月，美元兑所有货币实际汇率(指数)下降了24.5%，其中兑主要货币实际汇率降幅更高达32.3%。美国政府虽口头上说要坚持强势美元政策，但似乎更希望美元贬值，实际上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美元贬值。

　　自去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美元的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便一路下泄，美国纵容弱势美元的倾向更为肆无忌惮，其过度贬值明显为促使人民币升值提速。在实体经济“衰退”迹象尚未真正显现时，美元这种预先超调实在令人质疑。事实上，是美国通过压低境外持有美元资产的价值，间接输出了次贷危机的成本。同时，美国通过贬值能促进出口、防止经济下滑，由于许多新兴国家需维持在美的市场份额，弱美元也没有给美国带来明显的进口价格上涨压力。而次贷危机为美元贬值提供了一个非常规的藉口，虽然长期来看可能对美国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但短期内似乎令美国人很满意。

　　在弱势美元的背后，实为延续“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传统，明显加剧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推高能源及其他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引发全球流动性泛滥和通货膨胀上升，促使国际热钱流向新兴市场并打击其金融稳定。

　　毫无疑问，面对“弱势美元”剧烈冲击，单靠国内政策已难以真正解决。只有主动出击，促使美国收敛放任美元贬值的行为，在汇率上担负应有的国际责任，才能有效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并在国际金融博弈中提高自身的地位，改变长期被动的局面。

　　为此，在对外金融战略上，避免过于剧烈的升值势头，美元的加速贬值，使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同样受到伤害。由于欧元兑美元持续升值，2008年的欧元区货物和服务出口增速呈大幅下降趋势；与中国类似，拥有大量美元储备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也都成为被美元贬值挟持的“人质”，陷入解决内部通胀、美元资产缩水与本币升值的多重困境。

　　历史表明，区域性金融一体化是避免升值预期带来外部冲击的重要机制。在亚洲国家利益协调过程中，通过积极加快亚洲金融合作和货币合作、外汇储备管理合作，来平滑美元贬值的冲击，也是规避金融与货币危机的战略性的选择。为此，积极与各国一起敦促美国适当干预改变“弱势美元”局面，俾以防止把全球经济拉入泥潭，才能推动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