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和中国的FTA谈判已经进行了六次，一次比一次谈得更为具体，内容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日前新加坡贸工部政务部长李奕贤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介绍了中新FTA谈判进展。

　　“我们目前还不能提供明确的谈判时间表，但是我们希望两国能够尽早签订FTA的协议。”李奕贤尤其强调，谈判缓慢的原因在于新加坡和中国都在追求一个“高质量”的双边FTA协议。

　　高质量FTA需时间

　　《21世纪》：李部长，能否透露一下中国跟新加坡关于FTA的谈判目前的进展，以及是否有明确的时间表？

　　李奕贤：现在还不能预计时间表，我们希望越早越好。主要原因是新加坡和中国都希望能签订一个高质量的FTA。两个国家要谈一个FTA并不困难，关键是看FTA的标准和市场开放程度高不高。如果很低的话，FTA很好谈。

　　《21世纪》：中国和东盟已经有了FTA，新加坡又是东盟的一员，为什么新加坡跟中国又要重新开始一个单独的FTA谈判？

　　李奕贤：中国和东盟属于一个较大区域的FTA，因为东盟内部有10个国家，所以需要考虑得比较周全。这就决定了两者FTA的标准不能太高。但是中国和新加坡的FTA就不同了，比如说，中新FTA没有关于农业的谈判。现在任何关于FTA的谈判，只要涉及农业，都需要双方作出艰难的妥协和让步。由于新加坡没有农业，因此双方也不必在农业领域纠缠，我们的FTA可以在某些领域设置更高的目标，促进双方更高程度的合作。就以服务业为例，这是我们的强项，包括金融业、电信业等，新加坡和中国的双边市场就可以更开放，让双方融入彼此的市场。

　　《21世纪》：那中国——东盟FTA和中国——新加坡FTA两者是什么关系呢？

　　李奕贤：新加坡和中国的FTA是在中国和东盟的FTA确立的框架下进行的，两者可以兼容并包。我们一向认为，即使在东盟的框架内，由于10个成员国的发展水平并不一致，有些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可以走得相对快一点，可能跟第三方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如果一切都按照发展水平最低的国家的标准，那么整个东盟与外界的经贸关系都会受牵制，从而限制整个东盟的发展。因此这一直也是东盟的理念，就是有一小部分的成员国可以跟外界进行比较高程度的合作。比方说，新加坡现在跟12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FTA，我们也积极地推动和参与WTO机制下的多边谈判。因此，我们认为多边和双边的两种机制是可以兼容的，也会给区域带来更多的好处。

　　《21世纪》：新加坡为什么如此热情地追求双边的FTA呢？

　　李奕贤：从很多角度看，世界全球经济的发展需要公开、透明的有章可循的贸易环境。新加坡需要这样一种世界的贸易环境，如同中国需要加入WTO，这也是中国跟世界接轨的重要一步。这种世界性的贸易环境尽管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冲击，但是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我们坚持认为，一个开放性的全球体系比一个封闭性的全球体系，对新加坡以及很多国家来说都是利大于弊。我们长期以来推崇开放性的全球经济体系，如今一些地方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这将给全球经济带来长远的负面影响。另外，从巩固新加坡的竞争力角度看，开放性的贸易体系也对新加坡有利。新加坡去年的贸易量达到6000亿美元，差不多等同于新加坡GDP的四倍。也许新加坡的经济总量在全球的比重是寥寥无几的，但是我们对贸易的依赖很大，因此需要一个透明和开放的贸易环境。

　　新加坡平台优势

　　《21世纪》：目前，“走出去”战略逐渐成为很多中国企业的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李奕贤：随着中国企业的发展壮大，它们需要进入国际市场，去参与国际竞争。新加坡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处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因此，新加坡作为一个区域平台，是很多中国企业的最佳选择。它们可以选择通过新加坡，进军东南亚市场，以及进入新西兰、澳大利亚乃至印度的市场。一个企业的业务扩张到其他地区，就需要雇佣了解当地运作环境的适当人才，了解当地的企业文化。

　　《21世纪》：作为区域平台，您认为新加坡和香港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李奕贤：确实，新加坡和香港的产业结构有相似的地方，双方都扮演了区域内的航运和金融中心的角色。尽管新加坡港口的吞吐量跟香港很接近，去年还成为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但是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新加坡和香港的港口的业务结构具有很大的不同。新加坡主要是做转口贸易的，区域内的集装箱在新加坡集中处理后再发往全球各地。香港的货源则不同，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另外，跟香港不同的是，我们有非常庞大的制造业，去年制造业占到GDP的28%，其中较大规模的有电子业、炼油、化工、生物医药、精密机械等。最后，新加坡的另外一个优势是我们很注重科技研发，投入科研的经费每年都接近GDP的3%。如果中国的企业希望到其他国家设立科研中心和产品研究中心，新加坡具有明显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