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是经济学中基础概念。谈到价格问题，我们必然会从经济学中寻找理论解释。

　　猪肉价格上涨，全国人民都很关心，但解释却各不相同。有人从供求关系来解释，有人从货币供应来分析，也有人从运输环节着手。破解的途径不一样，提出的对策也不一样。但有一点却似乎成为大部分人的共识，即农民生猪散养方式是不经济的，所以要大规模、大工业化，以提高养殖效益。

　　这一对策来自于经济学理论中的“规模经济”概念，即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大，使单位成本下降的趋势，即长期费用曲线呈下降趋势。

　　在商业营销上，有一个经典的商业模式——连锁店，就是这一理论的实战使用。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等餐饮业和一些酒店的大举成功，使人们认定，这一模式具有普适性和无比的正确性。

　　但是，“规模”一定“经济”吗？问题的挑战首先来自于“规模经济”的孪生概念——“规模不经济”。更大挑战则来自经济学的一个内涵，即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理性选择”行为的学科。“规模”是否“经济”，还要看在具体现实中，是否符合人的理性选择，是否能够获得利益最大化。作出这样的判断，就不是一些数学公式和计量模型能够解决了，这需要丰富和深入的生活经验。

　　具体到生猪养殖这一问题上，在4月16日至4月22日，我们刊登了本报主笔田毅先生《“规模”一定“经济”吗》、《生猪“阀门”知多少》、《最是震荡使人愁》三篇系列评析文章，文章对生猪的规模化养殖提出了不同看法。文章认为，生猪无时无刻不处于人们编织出来的各种生活、习俗、制度和关系之网中，要识破近一年来猪肉价格整体高涨的谜底，我们就必须回到这张网里去。

　　首先，劳动力投入上，农民投入的是饭前饭后、家务之余的零散劳动，这样劳动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其次，农村散养生猪饲料其实大多来自生产生活的剩余物。如果闲余时间上的劳动投入和闲余物资投入并不作价计入成本，那么，散养农户的纯收益将大大提高。

　　这个道理，在农民看来，其实就是一个生活常识。但就是这样的常识，却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学原理。它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生活经验的积累和理性选择。在目前中国散居农村的现实下，这何尝不是一个“经济”选择呢？正是千家万户的小规模养殖，对生猪供给总量起到了库存调节作用，并分散着价格大跌带来的风险。

　　发现常识并不难，只需要沉淀到生活底层，向老百姓学习，难的是在常识中提炼真知灼见，因为这不仅需要灵敏的触觉，加上热情与关怀的心灵，还需要破除学科成见，在社会、经济、制度、法律、文化和习俗等各个层面统筹考虑问题。(作者为本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