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论国际知名度和争议激烈度，似乎没有人能超过余秋雨。

　　最新一届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落幕时，余秋雨在博客中向观众告别，表示下一届青歌赛将不再出任评委；并再三强调，几度三番出任评委，目的在于“渗透文化话语、扩大文化气氛”。对有些网民的“找茬”甚至恶言，余秋雨把它归结为知识结构的问题。同时，对未来的青歌赛也提出了坚守文化本位的期望。

　　对此，新的争议又起。“挺余”者继续认为，没有余秋雨的点评，青歌赛就没有吸引力，许多人看青歌赛都是冲着余秋雨去的；放眼当今，把高层学术最新动态与既现代又通俗的传导手段有机合成一体者，无人能出其右。“倒余”者则继续挞伐其“口误”与作秀，继续怀疑其诚信乃至人品，进而指责现代传媒借“文化口红”哗众取宠，热闹程度丝毫不逊色于青歌赛本身。

　　必须看到，在对待余秋雨问题上，我们其实谈不上公允。一种超乎寻常的关注度和话语热度，使社会的价值判断体系出现了扭曲。网络暴力的破坏性又加剧了这种扭曲。每个被潮流裹挟而失去方向感的文化“闲人”，几乎都在用无意识的瞎起哄和“太平拳”，干扰作家的正常创作，影响更多文化精品的诞生，最终也势必妨碍文化大局。

　　余秋雨出现在一种社会转型期，是他的一种幸运。其成名作《文化苦旅》付梓之时，正是我们刚刚走出文化禁锢之际。在思想刚刚解放、欲望正要放飞的阶段里，市场准入的宽松，市场需求的多元，传播手段的进步，当然还有作家本人的才华和勤奋，造就了余秋雨现象。

　　余秋雨出现在一种社会转型期，又是他的一种不幸。无力的管理、滞后的法律、不健全的市场环境，催生了许多以骂人为生、靠骂人出名的所谓批评家，也催生了大量盗版、贩假书商和以寻找名作“硬伤”、以揭名人隐私为乐的猎奇者。直至最后，只要尽力与“余秋雨”三个字沾边，就保证了票房、保证了印数、保证了广告。这是典型的“傍名牌”现象。

　　有人对余秋雨的历史死揪不放，在其作品里拼命寻找各种遮掩、回避、淡化甚至撒谎的痕迹，并从其“文格”解剖至其人格，从文学形象敲打到道德形象。这又与死揪民营企业的“原罪”有几分类似。

　　最新的一次攻讦是：余秋雨乃“唯利是图”之辈！什么事呢？原来他把全部散文交予一家出版社出版，名曰《文化苦旅全书》；又把全部论文交予另一家出版社出版，名曰《余秋雨文集》。有人便认为，“全书”不“全”、“文集”不“集”，作者一书两出是为了多挣版税。且不说这里面肯定有作者和出版商自己的考虑，就算是为了多挣钱，作为一个当代作家，余秋雨有什么错呢？大不了你不买书就是，钞票才是你最好、也是惟一的“表决器”！

　　从个人感情来说，笔者还是喜欢余秋雨的散文的，也颇为欣赏其想与敦煌“外贼”斯坦因们坐下来比学问的“侠”气。把这种感情放到整个文化市场里，我想还是很有“市场”的。所以在对待余秋雨问题上，我们应该在尊重之外，多一份包容，多一份淡然。毕竟，我们的文化品牌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的文化产业才具雏形，需要呵护；民族复兴除了经济，还要有文化；而培育更多的文化大家，可以离这个目标更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