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茅于轼日前表示，限价房、经济适用房主要通过申请审批，很容易为贪污腐败提供契机，相形之下廉租房更能照顾公平。如果大搞限价房与经适房，届时房价是否会更贵都是个问题。该理论一上网，就遭到不少唏嘘。

　　对于限价房、经适房分配中滋生腐败的忧虑，并非首度提及。在政府做出的一系列配套政策中，也可以看到对于防止腐败方面的考虑。但因为限价房、经适房分配存在腐败几率，就认定它们的存在无助于实现公平、甚至还有推高房价的可能性，就有因噎废食之嫌。

　　在百姓眼里，限价房、经适房、廉租房都跟保障性、福利性脱不了干系，只是面对不同收入层次的人群。限价房、经适房要审批，廉租房不同样需要审批？既然需要，又怎么保证廉租房不产生腐败，如果它能保证，又凭什么说限价房和经适房就不能保证？其次，大部分人对住房的需要不可能永远只是"廉租"而已，难道实现房屋所有权就只有购买纯商品房这一种途径？那些既不够廉租资格又买不起高价商品房的工薪族怎么解决"窝"的问题？再次，限价房、经适房与廉租房本来就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整体，各方不存在对立，又何来谁更公平？

　　一种观点对不对，当然不能看它是不是中听，但一段时间以来，许多经济学家的发言，都是一副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神态，不理性分析数据和现象，只标榜观点的偏激与创新。仅去年至今，就相继有"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制约发展的因素，中国不应再保护耕地"(茅于轼)、"穷学生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张维迎)、"最低工资标准给中国种下祸根"(张五常)等观点落地，这些看似痛彻的话语基本遵循三个规律：一是以市场供求关系理论"吃"遍所有经济难题，认为只要简单涨价或降价(绝大多数是涨价)就"市场"得彻底；二是以腐败、批条子等现象的存在"看衰"行政干预或社会福利；三是明明知道一言既出即一片骂声的后果，却偏要抓住敏感话题标新立异。

　　经济学家往往因为在某一领域的专业性，更容易获得普通听众的信赖，也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但正是因为这种基于信赖的话语权，经济学家的言论才应该更负责任。尤其是在人皆瞩目的敏感领域，经济学家尤其是知名经济学家，就更应该意识到自己的一言一行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围，而会切切实实地对市场产生影响。"负责"二字，此时的分量也更重。他们更应知道，公众并不想在关注与批评经济学家上浪费精力，只是想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具体问题。

　　公众爱听啥咱就讲啥的不是经济学家，可明知公众不爱听啥就偏要讲啥且讲不出道理的那更不是经济学家。(毛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