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学生组团到东莞调研女富豪张茵的公司，得出她开了“汗血工厂”的结论。早些时候看《色戒》，几个香港学生要弄死一个汉奸，结果是赔了美女又损男生，难的很。如今香港学生成熟了很多，要找一个“女匪首”，三下五去二，成了，带着目的去，轻易就达到了目的。

　　但是，社会如此复杂，那么轻易能做出的结论，让人生疑。网上有不同意见随即表达出来了，有来自“汗血工厂”的工人自证：并不是那么汗血，加班是自愿的，劳保也比周遭工厂的好得多。

　　在中国的制造业、低端产业面临多重困惑的当今，对于生态、环保要求，对于提高劳工待遇要求，应该说是正当的，但不可求成于一时。曾令珠三角经济辉煌一时的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今已是强驽之末，珠三角城市均纷纷提出自圆共说的解释：产业升级、注重生态环境、提高城市竞争力。

　　当代中国城市竞争力的提高，不能单单以某个城市政府角度来看，尽管从经济学上说，每一个城市政府均只须打理好本城事务，不必理会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宏观状况，但是，目下的产业转型，到底有多大成份是城市自主转型，有多大成份是被逼无奈的遁辞？

　　劳动力成本提高、产业转型、低端就业人口减少，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尤其是对于城市政府来说，可能都是利好，但放在全国来说，则三者未必是好事，最核心的忧虑是：不能就业的农民工又要回到乡下去？当然，在目前一个短时段内，粮价、食品价格上涨，分流一部分农民工回乡，可能压力不大，但稍为放长远一点看，问题就出来了，到时，劳动力价格能降下来吗？制造业能转型为高新技术制造优势吗？中国果真能经过这轮被动转型而成为真正的制造业大国吗？

　　当城市政府主导的媒体在一个劲儿为产业升级叫好时，我们应该充分体谅和理解，这一片叫好声也确是发自内心的。比如，主管安全生产的政府部门和有关官员，就恨不得全城都是金融业从业者，这样，城市即使有犯罪，可能也是类似法国兴业银行那样的高智商、低暴力行为，主管安全官员就没什么压力，其实，几乎所有城市政府公务员等，大都希望全城都是白领阶层，那样就是一个何等其乐融融的和谐局面！秦晖教授到南方演讲，希望城市政府建贫民区，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要指出的是，由于某种机制(比如安全责任追究机制、民事纠纷安抚机制)的强调，而使政府在产业方面打主意，未必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规律。因为政府也是自利的，尤其是由于部门利益的因素，得到超乎寻常的强调时，会影响到产业链的构成。

　　举一个切身的例子，若干年前我老家一个邻居小伙子，曾在老家的一个石膏矿下井挖石膏，安全的保障度很低，低到什么程度，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家里其他人并不了解，干了半年，矿井出事了，有人死在井下，其家人闻风，立即全情劝说小伙子中止了这份活计。尽管他很需要这么一份工作贴补他的小家庭，尽管矿井修复后仍然有别人去干，但他还是被劝住了离开了那个矿。

　　当代中国的安全问题与一个家庭对待安全问题有点类似，齐家与平天下本来就相差不大。若干年前，北京五道口一个网吧失火烧死了几位大学生，后来就是全国连续几年不批新网吧，近年才由各城市陆续恢复审批，由于有了血的教训，新网吧审批的寻租力度陡然增大价码；黑煤窑老是出事，政府出手全面整治，关掉一大批，全国煤价也就涨了，很难说是由于所有煤老板联手抬高煤价，因为需求量就有那么大，按照经济学家说的，煤价涨和寻租价码涨，都取决于市场调节的杠杆在起作用；如今全方位的对安全、环境的关注，会对中国的产业和就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劳工权益是从政府劳动管理部门出发的施予机制，与由劳工自治组织与资方谈判来保障利益的机制，对于产业和就业发生的各方面影响，有何种差别？该作何选择？

　　换句更明白的话，由政府出于自身的利益去强制出的安全保护机制，其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效果，可能远逊于由产业工人自治组织与资方谈判得出的渐进、互动机制。这才是当今安全问题的要害。而环境与安全的细微差别在于，政府可以在环境标准上多发挥一点强制作用，而在安全问题上，应多培育劳资谈判机制，如此把握分寸，才是治国要诀。再引申一下：让左翼知识分子为环境立法，让右翼知识分子为安全立法吧，不同的钢，用在不同的锋刃上，可能是社会资源的效用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