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众多损失惨重的股民经历了一场从地狱到天堂般的惊喜。政府终于出台市场期待已久的政策：将印花税降到一年前1‰的水平——这直接使沪指在第二天大涨9.29％，更有千只股票逼近涨停，该局面12年来未曾有过。加上规范大小非解禁、严惩老鼠仓、《人民日报》社论稳定市场信心以及将推出融资融券的消息等一系列政府“组合拳”，似乎让已濒临绝望的市场信心得到重振。沪指也从跌破3000点关口一直放量上扬至3705点。

　　究竟如何理解这一轮政策“组合拳”的背后之意，“救市”仅仅是“救急章”？还是要在纠偏的基础上重新树立市场监管的坐标？如果中国股市真的能够在此轮涨跌中逐步建立起超越于“救市思维”的监管体制，其实践意义可谓深远。

　　1.如何看待“救市”？

　　政府似乎一直在将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印花税的升降)建立在股市的升降之上，而从投资者期待政府救市的急切中也不难看出，大多数投资者形成了对救市的依赖。如何才能避免出现这样的救市思维？如何建立一个超脱“政策市”思维、估值合理、价格信号敏感的市场体系？一个成熟的市场，监管者、投资者在股市波动中到底应该有怎样的心态？

　　刘纪鹏：调整政策是对“政策市”的纠正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不应把调整印花税和规范大小非解禁理解为简单的救市，这也是正常的政策调整。中国股市需要呵护，需要把过去不适应股市正常发展的政策取消。印花税的措施实际上是对过去“政策市”的纠正，因为在去年股市增长过快的时候用了上调印花税的行政性手段，因此税率下调表明，原来印花税的政策性手段使命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终止“政策市”的信号，而不是救市的手段。总是陷在救市的思维里，将使今后很多措施处于被动边缘，会使股民产生对政策的依赖，一旦亏损就希望政府出台措施保护投资者，就使市场永远都是“政策市”。如果不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去看规范大小非解禁，而仅停留在救市层面，就会误认为政府任意改变了市场规则，这也是不正确的。因此政策调整体现了尊重股市内在发展规律的正确思路，也恰恰是对“政策市”的修正。

　　金岩石：“救市”就是“救市场”、“救股改”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跌破3000点就是股灾，政府救灾顺应民意。这轮“救市”虽然可能直接救了多数股民，但更深层次的目的是“救市场”、“救股改”。股市的暴涨暴跌揭开了中国股市内在的制度性缺陷，并危及到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大小非”股获得流通权是股权分置改革的深化，也是股改对价合同的履约。如果“大小非”不能如期获得流通权，对于个股是违约，对于市场则是失信。市场的监管有两大目标：一是保护投资人权益，二是要维护市场诚信。如果市场失去了诚信，股权分置改革的努力将会付诸东流。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阶段性推进，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也必须与之配套，提高各大监管主体之间的协同性和监管政策的市场化。近日的政府救市也可视为新体制的一次预演，从这个意义上说，股灾与救市也是证券监管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加速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华生：“救市”和“政策市”无关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政策市”和最近政府出台的组合拳没有关系，即便不出台调控股市的政策，股市仍旧是政策市。这是因为政府在股市上仍存在很多行政审批的影子。从 IPO的数量、节奏、价格到再融资等环节，都有政府行政干预的烙印。政府对股市的政策干预一直都存在，并不是说出台了一些调控股市的政策，中国股市就成了政策市，不出台调控措施就不是政策市。不应把近期陆续出台的针对股市的政策看成是政府在“救市”，因为政府救不了市，股市也不是由政府决定的。要突破救市的思维，需要政府政策逐步减少市场干预。只有政策逐渐从对市场的微观干预中退出，投资者才不会依赖于救市。另一方面，投资实践本身也会帮助投资者跳出救市的思维。随着股市规模的逐步扩大和开放程度逐步提高，政策对股市的影响将越来越有限，故投资者也会逐步抛弃依赖政府政策救市的思维。

　　曹红辉：“组合拳”是对市场失灵的急救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

　　这不是单纯的救市行为，而主要还是针对股市中的制度缺陷进行修复，并对以往政策的漏洞加以弥补。市场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存在一些明显的漏洞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比如A股市场在相当时期内不可能承受如此巨大的非流通股减持的压力。同时，无节制的再融资和海归公司发行A股等也加剧了供求失衡的矛盾。市场失衡本身就是制度缺陷及不当行政干预的产物，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组合拳”是对市场失灵的急救。

　　吕随启：“救市”依赖源于政策干预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

　　政府对市场的规范是有义务的。当前“政策市”印记明显。股指从6000点跌到3000点政府负有一定责任。既然之前可以调整印花税抑制股市，那么当股市大跌的时候同样有义务调整印花税。股市首要的问题不是股民对政府政策存有依赖，而是政府不规范的干预太多。如果以政府不可以干预市场为理由，拒绝解决由政府干预造成的问题，是没有道理的。同样，如果说政府不应该救市，就等于承认政府从来没有干预过市场，这也是不对的。■

　　2.监管角色如何定位？

　　印花税的调整，显示了政府政策的巨大能量，但政府的根本职责在于向金融市场提供更好监管，以维护市场参与各方的合法权益并促进市场长期发展。将政府政策与股市升跌直接挂钩的现象其实掩盖了一个核心问题：政府到底应该在股市升跌里扮演何种角色？而政府未来又会对股市取什么样的监管方式？

　　刘纪鹏：政策不应成为调整股市点位的工具

　　从税收的特点看，印花税不应该成为压制股市的一个手段。因为税收具有稳定性、强制性和无偿性(即一旦政策颁布，纳税人就不能与政府讨价还价)。政府在推出税收政策时应格外慎重，在印花税政策上更不应该采取突然袭击。应该经过公开讨论酝酿后才作出决定，印花税不应该作为调整大盘点位的政策工具。照理说印花税下调不应该起到“起飞股市”的效果。但由于去年印花税上调对股市进行了打压，因此这轮下调让投资人看到了政府压制股市手段终止的信号，也让市场恢复了信心，看到了呵护市场的政策就要出台的希望。这使得降低印花税起到了起飞股市的效果。

　　金岩石：监管和“救市”分属不同层次

　　股市暴跌必然关乎民生，政府救市就必然顺应民意。现代资本市场早已不是任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的市场了，政府失灵有时比市场失灵更加可怕。随着国民财富的证券化水平不断上升，政府承担金融市场体系的稳定之责成为常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就在传统的反通胀和反萧条两大目标之外，增加了维护金融市场体系稳定的第三大目标。政府的金融监管虽然覆盖了金融市场，却不该干预金融市场的常规运营；政府可基于对国民经济的分析和预测来调控通货膨胀与经济萧条，却不该在预测股市的基础上干预股市。对证券市场的常规监管是一个层次，股灾发生后的政府救市则是另外一个层次。

　　华生：应该更多集中于制度建设

　　印花税调整对市场的影响将是短期的，政策组合拳最大的效果在于平稳市场大起大落。但大起大落的原因，部分也与政府政策有关。如果当初政策能够有效避免市场大涨，后来也就不会大跌。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应该集中于制度建设。类似印花税调整这样对市场短期波动产生很大影响的政策，应该越少越好。政府的政策应该保持透明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并且让市场可以预期，而不是对股指升跌干预。目前政府政策不成熟，除了表现在政策的飘忽不定外，还表现在受到市场的批评和抵制之后政策的摇摆和退让。例如去年的5·30调控政策出台后，市场强烈反对，在舆论和市场的压力下政府又转而安抚市场。如果政策能够更成熟一些，有一个明确的、稳定的政策路径，并且按照既定的政策路径去执行，后来的基金大扩容和股指6000点就不会出现，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政策不应随外界的批评及指责而随意改变。

　　曹红辉：监管而不主管 引导而不领导

　　强调通过完善制度，弥补市场缺陷，来促使市场恢复均衡，是因为只有制度的健全才能促使市场从根本上超脱政策立市、政策治市、政策救市的思维，才能促进市场的成熟发展。政府不必过度关注股市指数的涨跌，但应高度关注市场整体的稳定和投资者的信心。完全不关心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但过度关注则是不恰当的，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行为更是不可取的。政府与股市的关系，应该是监管，而不是主管；是引导，而不是领导。股市未来的监管方向应该是着重完善市场制度，加强监管力度，尤其是对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包括联手操纵的行为重点监察和打击。

　　吕随启：政策不连贯会使股民怀疑政府动机

　　政府的角色就是提供良好的制度和市场环境。政策的干预只能使股民无所适从。由于政策人为带来风险，因此投资者除了等着救市没有任何办法。这次印花税是在市场压力下才得以调整的。一个负责任的监管者是应该在没有市场压力时就前瞻性地看到这些问题。政府要想保持信誉最好的行为就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而我们的政策往往是不连续的，这样的不连续就很难使市场形成合理的预期，这容易导致股民的行为非理性。每一次政策的不连贯都会使股民怀疑政府的动机。因此，政府要做一个市场的监管者而不是市场的干预者，要多从制度上加强信息披露打击市场的违规操作，并加强投资者的教育。■

　　3.股市如何更成熟？

　　政府此番“救市”和“政策市”有何不同，“组合拳”是否能够挽回市场信心？这些“组合拳”的手段效果究竟如何？在全民投资时代中，中国股市如何迈向成熟？

　　华生：市场的不成熟是全方位的不成熟

　　中国股市要成熟，要经历逐渐完善的过程，这需要很多配套制度的成熟和完善。目前的不成熟是总体的不成熟，包括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投资者、监管者、业内专家、舆论媒体等等都不成熟。另外，投资者要成熟需要培养正确的投资心态，要有中长期的投资考虑，而不能指望赚大钱快钱，不能期望一夜暴富，预期收益过高的不成熟心态应该抛弃。贪婪的时候永远提醒自己，追逐暴利的投机终要付出代价。

　　刘纪鹏：要对监管者进行制度教育

　　使得股市成熟的核心问题是对监管者进行制度教育。中国市场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政策不明朗的风险，也来自于政策对市场过度干预的风险。政府没有打压股市的权利，却有拯救股市的责任。在监管上，西方市场“只救不压”的做法值得借鉴。即，当股市处于高点蕴含风险的时候，采取风险提示手段对投资者进行警示，尊重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不是人为刺破泡沫；当股市超跌并危害经济的时候要出手挽救。中国股市还是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还有诸多难题需要解决，例如大小非解禁，A、B股的问题， A、H股的问题等等，还面临着 T+0、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制度创新，市场远未完善，政府对于推进市场走向规范和制度创新要发挥较大影响，不过应该更多从制度层面发挥作用。

　　曹红辉：行政主导市场需要改变

　　中国股市是以行政主导的方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发展初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现在越来越显现出弊端。如何增强市场的主导性、主动性，提高市场主体制定规则，加强行业自律，建立相互制衡，成为今后市场发展的根本问题。股改改变了流通股与非流通股造成的市场分割，但并没有改变市场中深层次的行政主导问题，如行政方式主导市场规则的制定，行政因素左右市场的监管等。而这正是未来深化市场改革，完善市场制度的主要目标。由于一些市场担忧的根本性问题仍未得到纠正，供求失衡以及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也未改变。因此，信心恢复还需进一步采取综合性的配套措施。应更多地完善影响市场供求关系的各项制度，例如进一步完善大小非减持的制度，将再融资与减持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