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中国股市，特别是大幅下跌时，市场惯于把目光投向政府，希望后者承担起判断股市合理顶部和底部的责任，适时给出一个“政策底”。与其说此时投资者缺乏对市场的信心，倒不如说缺乏对自己投资能力的信心。深谙市场此种心理的管理层，怀着爱护资本市场、维护社会稳定的善意，便将计就计，选择微妙的时机出台政策，调控股指。

　　好心也可能办坏事，从长期看，二者都不会成为赢家。相信政策市的投资者，重视的是“利好”和“利空”的消息，轻视的是对所自己股票投资价值的判断。这样投资者少的是及时获利、止损的冷静，多的是追涨杀跌的盲目。到政府不得不出手时，股市波动反而已经更加剧烈，投资者则坐上了政策市的过山车。

　　在政策市的形成中，政策出台的时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港股直通车就是一例。香港股市随全球股市暴跌，管理层再度怀着救市的冲动，将允许大陆居民直接投资香港股市的计划匆匆出笼，刺激恒生指数大涨。此后，直通车计划却被搁置，预期落空后恒指再度下跌，首批出海的QDII基金损失惨重。

　　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这两项新业务何时推出至今悬而未决。两项政策的共同特征是引入做空机制和杠杆交易，为对市场走势持有不同看法的投资者和愿意承担更大风险的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交易机会(也就是说可以通过看跌赚钱，也可以借别人的钱赚钱)。从本质上说，二者促进了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是对市场机制的完善。

　　然而，对缺乏风险意识的投资者而言，这两种业务均存在巨大的风险，可以造成盈亏比率成倍放大，乃至血本无归。如果仍延续政策市的思维，简单地将融资融券或股指期货当作“利好”推出，势必成为市场投机的对象。盲目的跟风炒作，将给市场带来更大波动，最后埋单还是后知后觉的中小投资者。

　　管理层的责任在于，在推出此类创新业务时，首先创新自身决策的程序。制定政策出台明确的时间表和实施细则，打消市场对政策市的心理预期，同时加强投资者教育。简言之，就是摆正自己的角色，让市场的归市场，让政府的归政府。如此方能正本清源，让股市政策服务于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而不是制造一轮又一轮的政策股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