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工早就成了垄断企业的眼中钉，请看最新例证：李海滨是河南省登封市烟草公司的合同制工人，1993年，登封烟草公司以企业效益不好需要裁员为由，要求李海滨等81名合同工“积极主动向公司递交辞职申请。如不主动辞职，公司将采取每月只发给裁减人员50元生活费、裁减人员必须一次性交纳5000元风险抵押金。待公司形势好转时，再通知裁减人员回公司上班。”李海滨等被迫于1993年7月提出辞职。但双方当时没有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2005年，当李海滨听说登封烟草公司形势好转后便要求到公司上班，但遭到登封烟草公司的拒绝。于是，李海滨等81位农民工走上劳动仲裁和诉讼之路。2007年11月，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81名农民工胜诉的终审判决。(5月5日《大河报》)

　　登封市烟草公司是否因为内部人员确实太多而裁员，报道中没有讲清楚，但据笔者长期观察，将农民合同工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是国有垄断企业的普遍心理。可以说，在农民合同工现象这面镜子面前，垄断企业在用人体制上的自私丑陋暴露无遗。

　　农民合同工现象是历史的产物，他们在壁垒森严的户籍和机关编制制度下，起到了补充国有企业及国家机关人员不足的问题，也为年轻农民通过个人奋斗走向主流社会提供了一个通道。但是，由于行政垄断、垄断暴利而变得自大和缺乏人性关怀的企业或部门，不但没有将这些人的贡献记在心里，反而将其看成自己充分享受垄断利益的绊脚石。

　　据笔者分析，垄断企业千方百计地将农民合同工踢出垄断大门，其主要动机有两个。一是用合同工不如用临时工。合同工虽不是正式员工，但却享有受劳动法等法律保护的工资收入、福利保障和人格尊严，而临时工却不一样，既可以发最低工资，又不发奖金，不办福利，不买保险，他们愿意干那些最险、最累、最脏的活计，出了事故或生病了又可以不管不问；哪一天没活了，一句话就将他们赶走，从此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总之，垄断企业更喜欢用践踏人权的办法降低成本，用最廉价的奴隶代替本来应由自己去干的本职工作，由此换来办公室喝茶聊天、高跷二郎腿养尊处优的寄生虫生活。

　　二是赶走农民合同工就可以多进入一些内部子女。合同工虽然不是正式工，但多数人占据着企业或部门的人员编制，妨碍他们以人员太少的理由增加编制。君不见，目前的垄断企业招收的正式员工，绝大多数都是内部人员的子女，具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如果他们考不上大学，就花钱去上那些所谓对口学院，获得一张下三赖文凭，然后顺利地成为正式员工。如果你是一个“非血缘青年”，你即使专业对口，甚至获得了研究生、博士学位，也很难进入这个行业。很明显，如果农民共同工占有了过多的编制，这些垄断企业在光天化日之下完成这一世袭程序的难度就有所增大，在人才选拔上实施“优汰劣胜”这个潜规则时就不很方便了！

　　践踏劳动者人权是当今时代最丑恶的社会现象之一，企业内部近亲繁殖、代代世袭的现象与现代企业制度背道而驰，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即使是民营股份企业甚至是家族企业也不屑这样做。我国行政垄断企业为何长期死抱历史垃圾的臭脚不放，其中原因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