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伯君 开始金山新“征途”
在涿县时，他在帮助同乡解决计算机打印问题的过程中，萌生了把原来只有自己能用的24点阵打印驱动程序，改进成一个通用的、支持多种打印机的西山文字打印驱动程序。在同乡的机房里，求伯君用了9个晚上，沿着原来的思路，全部重写了原来的打印驱动程序。
9天后，怀揣8张西山打印驱动程序软盘的求伯君赶到了北京，打算从那里赶往深圳。
临行之前，求伯君在同学的怂恿下，先去四通把自己的打印驱动程序给他们看了看。四通当时正好在推OKI8320打印机，正缺少一个好的驱动程序。这样，西山打印驱动程序就以2000元(分10个月付清)的价格卖给了四通，而四通以每套500元的价格卖了好几百套。
感觉到求伯君是个人才，四通开始挽留他，“明年成立深圳四通，一定调你过去。”就这样求伯君留在了四通，成了四通招收的第一个在北京没有住房的外地员工。四通为他在颐宾楼租了一个床位。在四通，求伯君结识了他成长过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香港金山老板张旋龙。
当时张旋龙正在和四通合作推SUPER机，一批机器的BIOS有问题，无法启动，求伯君花了一个晚上就把它改好了。“这个问题香港都解决不了。从此，张旋龙开始挖我。”求有几分得意地说。
深圳四通成立，北京四通不同意放求伯君，而求伯君建议在PC上做和MS2401类似的文字处理软件的计划又被否决了。
于是，求伯君就给当时的四通总裁万润南写了一封辞职信，万润南很快批示：“公司初创，人才难得，建议沈国钧与王玉钤协商调深圳。”
求伯君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深圳。刚去时，四通让他负责公司的一个经营部。与他对口做生意的，恰巧是张旋龙的弟弟张小龙。
若干年后，求伯君和张小龙在闲聊中提起那段经历，张小龙透露，那些生意让他赚了多少多少。求伯君大笑，“难怪我赚不到钱，钱都被你赚去了。”让求伯君经商，可能会缘木求鱼，但给他一个平台，让他潜心开发软件，他则是如鱼得水。正在这时，香港金山公司答应提供条件让他专心致志地开发WPS。“不用优薪高职，这已足够了。”求干脆地说。
求伯君决定大干一场。他目标很明确，做一张汉卡装字库，写一个字处理系统，以取代WordStar，这个目标就是后来的WPS。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1988年5月到1989年9月，求伯君把自己关在张旋龙为他在深圳包的一个房间里，只要是醒着，就不停地写。什么时候困了，就睡一会儿，饿了就吃方便面。
在这样的一年零四个月中，求伯君生了三次病，每次住院一个月到两个月。第二次肝炎复发正是软件开发最紧要的关头，求伯君把电脑搬到病房里继续写。开发之苦不是病魔缠身，不是身心憔悴，而是孤独。“有了难题，不知道问谁，解决了难题，也没人分享喜悦。”求伯君在这种孤独中，写下了十几万行的WPS，在写完最后一行程序时，他完全没有感觉，他说，“任何一个产品，做成功以后，不会有什么感想，所谓感想都是后来总结出来的。”
作为作者的求伯君麻木了，而还在上大学的雷军一看到WPS就感到震惊，“我不相信中国还会有这么好的软件，当时觉得这个软件一定是在香港做的。”
9天后，怀揣8张西山打印驱动程序软盘的求伯君赶到了北京，打算从那里赶往深圳。
临行之前，求伯君在同学的怂恿下，先去四通把自己的打印驱动程序给他们看了看。四通当时正好在推OKI8320打印机，正缺少一个好的驱动程序。这样，西山打印驱动程序就以2000元(分10个月付清)的价格卖给了四通，而四通以每套500元的价格卖了好几百套。
感觉到求伯君是个人才，四通开始挽留他，“明年成立深圳四通，一定调你过去。”就这样求伯君留在了四通，成了四通招收的第一个在北京没有住房的外地员工。四通为他在颐宾楼租了一个床位。在四通，求伯君结识了他成长过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香港金山老板张旋龙。
当时张旋龙正在和四通合作推SUPER机，一批机器的BIOS有问题，无法启动，求伯君花了一个晚上就把它改好了。“这个问题香港都解决不了。从此，张旋龙开始挖我。”求有几分得意地说。
深圳四通成立，北京四通不同意放求伯君，而求伯君建议在PC上做和MS2401类似的文字处理软件的计划又被否决了。
于是，求伯君就给当时的四通总裁万润南写了一封辞职信，万润南很快批示：“公司初创，人才难得，建议沈国钧与王玉钤协商调深圳。”
求伯君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深圳。刚去时，四通让他负责公司的一个经营部。与他对口做生意的，恰巧是张旋龙的弟弟张小龙。
若干年后，求伯君和张小龙在闲聊中提起那段经历，张小龙透露，那些生意让他赚了多少多少。求伯君大笑，“难怪我赚不到钱，钱都被你赚去了。”让求伯君经商，可能会缘木求鱼，但给他一个平台，让他潜心开发软件，他则是如鱼得水。正在这时，香港金山公司答应提供条件让他专心致志地开发WPS。“不用优薪高职，这已足够了。”求干脆地说。
求伯君决定大干一场。他目标很明确，做一张汉卡装字库，写一个字处理系统，以取代WordStar，这个目标就是后来的WPS。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1988年5月到1989年9月，求伯君把自己关在张旋龙为他在深圳包的一个房间里，只要是醒着，就不停地写。什么时候困了，就睡一会儿，饿了就吃方便面。
在这样的一年零四个月中，求伯君生了三次病，每次住院一个月到两个月。第二次肝炎复发正是软件开发最紧要的关头，求伯君把电脑搬到病房里继续写。开发之苦不是病魔缠身，不是身心憔悴，而是孤独。“有了难题，不知道问谁，解决了难题，也没人分享喜悦。”求伯君在这种孤独中，写下了十几万行的WPS，在写完最后一行程序时，他完全没有感觉，他说，“任何一个产品，做成功以后，不会有什么感想，所谓感想都是后来总结出来的。”
作为作者的求伯君麻木了，而还在上大学的雷军一看到WPS就感到震惊，“我不相信中国还会有这么好的软件，当时觉得这个软件一定是在香港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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