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晨霞 王晶

　　4月，江南常州，进入谷雨时节，位于常州东北角的新北区被洗刷一新，去年投入运营的快速公交车(BRT)往返穿梭于新区旧城间，这是江南地区建设的第一例BRT。在当地，从公务员到普通出租车司机，都很乐于向远道而来的人提及BRT是如何改善当地民生，周边的无锡、苏州等城市还都没有。

　　不需要太刻意，外来者也能感觉到这个城市在暗暗较劲，对象则是与常州并称的苏州和无锡，以及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江苏省的南通市和徐州市。甚至在百度的“苏锡常”贴吧和西祠胡同的论坛之类的草根空间内，也可以看到网民对几大城市从经济到民生的比较。

　　按照2006年江苏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较之无锡和苏州，常州市1569.46亿元的GDP，不那么引人注目，甚至落后于长江以北的南通市，即便该数据已经接近于西部某些省份的GDP总量。

　　经济发展指标向来都是中国政绩考核体系的重中之重，所以不难想象，常州的焦灼。“常州已经落伍了一段时间，压力非常大，所以要快速发展，不能掉队，”常州市发改委的一位官员说道，“我们的竞争压力很大”。

　　铁本之后

　　在生怕落后的追赶之中，常州栽过跟头。

　　4年之前，也是晴雨交替的谷雨期，轰动一时的铁本事件，将常州新北区置于风尖浪口上。一个原计划投资超百亿的炼钢大项目，顷刻间陨落，留下已经开工、善未完工的工程“遗产”。而这个有着传统工业制造优势的城市，亦成为一味追求发展的负面典型，欲速则不达。

　　聪明的人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对于城市而言，这道理也通用。收集2004年底至今的常州地方发展规划，不难看出常州的经济发展思路，从“做大做强”转至“做强做大”。这听起来像人们熟悉的口号的文字游戏，但放诸常州，这确实可算是痛定思痛后的选择，有些无奈，但寄予希望。

　　相对应的是，2004年年底，在常州市发改委公布的《2004年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2005年计划安排》，常州市提出高新技术产业“三倍增”计划，即从2005年开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的产业发展战略，计划到2007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实现1700亿元；科技创新不再停留在口号上。

　　随后，在2006年2月份，常州市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中，在“六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关键环节”中，“加快全面创新”位列首位。与此同时，“先进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和环保”、“生物技术及制药”，成为常州市五大新兴产业。

　　2007年，常州市提出新一轮高新技术产业的倍增计划：在2007年，实现并超越2004年提出的“三倍增计划”，全市高新技术产值达到2020亿的基础上，再经过三年发展，到2010年，高新技术产值达到4200亿，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5%以上。其中，上述五大新兴产业实现产值4000亿元，占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95%，而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及环保3个产业超千亿。

　　单打冠军路

　　数字堆砌起来的构想，听起来总是很宏伟。

　　但在常州往“千亿产业”奋进的途中，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改变大产业、小企业的格局。

　　常州，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是中国民间经济力量最活跃的地区之一，那时候还没有温州模式，苏州和无锡也仅是因人文和地貌风景，为世人知。而常州当地的民间作坊，以半松散的集体所有制形式结成联盟，形成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比较知名的一些产业集群，如纺织、地板、灯具等。

　　随后在90年代的10年，温州模式崛起，苏州和无锡积极引进外资，形成新苏南模式。而作为旧苏南模式的代表，常州逐步显出经济发展的疲态，但另一方面，在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下，常州本土的民营经济从原有的集体所有制模式中解脱出来，开始更“生猛”的生长。“其实在改制前后，公司都是丁总负责，他的经营理念是前后一致的；只不过改制后，我们确实发展得更快了。”朱洪祥说道，朱是常州市江苏上上电缆集团(下文称：上上电缆)的副总经理，在上上电缆工作了20年，在他看来，改制之后，上上电缆正成了一条“快鱼”。“从起步到1个亿的营业额，公司用25年时间。从1个亿到5个亿，用了10年时间。”而在2001年改制完成后，上上电缆仅用了5年时间，就完成了从“从5亿到50亿”的积累。

　　“到2007年底，常州市最大的5家企业集团中有4家是民营企业。而民营经济总量达到1100亿元，占全市经济总量约70%”。常州市工商联副主席赵幼章介绍说。百兴集团，正是赵幼章提及的4家大型民营集团之一。2007年，这家公司的营业额达到150亿元。同样的，在1993年改制之后，百兴的创始人茹伯兴开始将公司驶入快车道。

　　不过，一个简单事实是，“百兴”毕竟是少数，分散在常州各区域近5万的私营企业，从营业额规模上看，绝大多数的公司依然“瘦小”。

　　但在常州市科技局李允建副局长看来，这些公司“瘦小”，但是很“精悍”。“常州有许多单打冠军，就以GDP总量不大的金坛市(常州下辖的县级市)为例，这里集聚着众多生产制药所需的中间件的公司，相当一部分都在它那个细分市场中做到极致。”

　　“小巨人”或者说是“单打冠军”型公司，据不完全统计，在常州有至少97家。他们往往拥有某一领域内国内领先甚至是世界唯一的新技术，从市场前景来看，它们具有高成长性。在硅谷，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被称为瞪羚企业，而“瞪羚”企业的数量是评价硅谷创业活力和经济景气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而常州的想法也是，让长期活跃、分布广泛的“瞪羚企业”，完成“专、精、特、新”的蜕变。

　　位于常州邹区镇的华日升反光材料有限公司(下文称：华日升)，正是其中之一。公司的二次创业主导者，陆亚建，如今已经是反光材料行业数得上的大人物了，毕竟华日升从3M等跨国巨头手中，硬是啃下了一块蛋糕，在华日升成功之前，国内的反光材料市场，基本是从美国、日本进口。

　　同样是新材料研究领域，1998年成立的江苏兴荣高新技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兴荣高科)，则走得更远。2005年，兴荣高科开始研究用于制冷行业的铜铝复合管(ACC管)，通过特殊的冶金工艺，复合管不断可以替代传统的纯铜管(节铜80%)，同时还提高空调的能效。在刻下每吨铜的价格在65000元左右，你不妨计算下这一应用的广阔前景。

　　与已经在纽交所上市的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相比(下文称：天合)，常州江苏新誉风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新誉风电)，无疑满足资本追逐的众多要求。新能源概念——风力发电；自助研发的技术——而较之去年上市的新疆金风科技(爱股,行情,资讯)，新誉风电拥有自主研发的技术，可以出口设备；同时已经产生销售额——新誉风电2006年立项风力发电设备，2007年投产、销售，并已经实现约3亿销售额。这是一只不折不扣的“超级瞪羚”。

　　专、精、特、新，常州的单打冠军的表现，常给拜访者带来惊喜。但相辅相成的是，如果仅仅是一名单打冠军，但没有号召力，那也会很尴尬。没有号召力，就产生不了人才和资本的马太效应。

　　矛盾的常州

　　2007年开始分管科技工作的副市长王成斌，不时会有些扼腕之感，例如，他听说中国机械研究所下属的一个研究院从兰州迁到上海。在他看来，如果研究所落户常州，无疑可以让常州的“装备制造业”更上一层楼。“我希望我们的公共创新平台，能在引进人才、技术后，产生核聚变、核裂变。”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常州“战绩”也算彪悍。欧阳明高，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主任，国家“十一五”863(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总体组专家，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混合动力技术研究专家。在能源高企的背景下，各地争相引进新能源研究方面的高端人才，欧阳明高先生亦可算是当红炸子鸡。最终欧阳明高还是被王成斌请到常州。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无锡已经和清华大学建立合作研究关系，前者为清华提供两千万研发资金。但常州提供了创业启动资金。在请来欧阳明高之后，作为公共创新平台，常州科教城在2008年初，还迎来一位草根发明家——曹青山，这位以坚持研究纯电动汽车而闻达天下的湖北农民，成为2007年中国经济十大创新人物。作为江苏益茂纯电动汽车研究院院长，随院入驻常州。

　　在新能源技术之外，王成斌还看中机器人研究，他认为人力成本的上升，势必会带来对机器人的需求，即便这种需求的喷发还需要些时日。因此，常州先后引进不同院所的机器人研究项目。

　　新能源、机器人……未来很耀眼，但不会转瞬即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有些时候会沦为一厢情愿的热情。要让外来的资本、技术惠及当地，核心在于能否让技术发生“溢出效应”。

　　在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看来，“溢出”在常州不会太困难，因为，常州有一种内化的、近乎强悍的“创业文化”，他们认为，这和硅谷有些像。这或许可以从当地的快餐文化中见一斑。在常州当地的媒体上，分类广告中，有一半以上，都是“送餐广告”，其中包括已经布局全国的丽华快餐和大娘水饺。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地区的快餐发展水平，取决于地方商业的发达程度。

　　但是，即便快餐琳琅，和开放的硅谷比起来，常州又显得有些保守和封闭。比较明显的是，在利用外资上，常州不如苏州、无锡等城市，走得快。而在是否上市的问题上，此前，常州亦没有太大的冲动。

　　还抽中华烟吗？

　　“小富即安”、“文化单一”，是王成斌总结的内生发展模式的弊端。“苏南自古就是富庶之地，所以较之浙商，苏商没有那么强的走出去的冲动。”赵幼章解释道。

　　以上市为例，“很多老板不愿意上市。王市长一家一家和老板做思想工作。告诉他们这对产业发展、城市发展，有什么好处。”发改委的一位官员透露。常州市长王伟成在2005年来常州之前，任江阴市委书记，而面积不大的江阴市，则因为不断诞生上市公司而引人侧目。

　　常州的“内向”或许可以从红色硬盒的中华香烟说起。

　　在常州，拜访公司或者其它一些机构，你往往会收到对方赠予的一盒中华香烟。像是约定俗成的，红色、硬盒、中华香烟。据说，这是江浙一带沿袭的习俗，有“包发”的好意头。言谈之间，互致香烟，也是一种以礼相待之道。

　　而这盒售价在48元左右的中华香烟，多少能折射出国际化程度的高低。那些“市场在国外，境外上市，团队相对国际化的公司”，则不再“包发”。而这些公司在使用资本杠杆、构建更庞大的产业群的战略意图上，显得更加雄心勃勃。

　　于是，常州市试图“多元并发”，进一步开放，形成移民文化。不论是市委书记范燕青还是市长王伟成，都带过企业几次进京，找大院大所。今年，常州市的重点在引进央企，“央企面临着在全国布点的问题”，常州希望能被研发实力强大的央企看中，王成斌认为，这对刚过“断乳期”，开始渴求技术突破的民营企业，意义非凡。

　　多来一些“鲶鱼”，或许可以戒掉常州企业的“中华香烟”瘾。

　　4月23日，在常州市经济运行分析会上，主政者们开始讨论马英九上台后，两岸的发展，对于常州而言，是否也存在机会。

　　而在此之前的两周，在香港举行的常州产业推介说明会上，长江实业董事局主席李嘉诚显示出对常州的兴趣，并感叹说：“常州一定能真正成为上海的腹地，发展空间很大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合作，以后项目肯定越来越多，听说你们当地的农产品(爱股,行情,资讯)很好，这方面我们也可以合作啊。”一周之后，4月24日，长江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赵国雄访问常州。

　　外力能否产生鲶鱼效应？外来者是否能进一步开阔本土企业家的视野？传统的、绵长的本土商业力量，能否精明且高明、精明且开明？常州还需要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