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末中国出台了一些被视为救市的措施，包括大小非限售新规及减印花税等。经过初步观察，市况确有好转，上证综指以收市计由约3100点低位，曾反弹至逾3700点，升幅约二成。但今后市况会否由反弹而形成持续回升之势，和当局会否陆续推出更多救市措施，则有待观察。

　　无论如何，目前救市却有不宜、不必及不能救的「三不」问题。不宜救的原因是：除非出现特大事故及特殊情况，行政干预将扭曲市场并造成道德危机。中国尤须摆脱长期存在的「政策市」阴影，否则市场难以成熟。上述是理论层面的原因，除此外在目前情况下，保持市况平缓大有好处。由此可防止：(一)吸引游资涌入炒作，在获取暴利后套现撤资，造成资金大进大出及市场大幅波动。(二)免因P/E过高而引发企业盲目入市集资圈钱。(三)由抑制投机而减少大户利用波幅炒作，并对小股民造成损害。(四)缩窄AH价差可防止利用价差炒作，也有利于两市平衡发展及长远的走向合并。

　　不必救的原因是：半年来市势下滑，乃去年疯牛市狂升形成泡沫后的调整。这实是回复正常，故根本无救的必要。上证综指曾破3000而回到约一年前水平，表示去年二、三季度急升至突破6000点的泡沫已被挤掉，P/E已回到较合理的20多倍水平，但按国际比较仍属稍高。同时，大户都准备或已经摸底入市，如大摩便指A股现乃10多年来最抵买之时；据报QFII基金亦早已入市待升。因此即使调整会稍过位也自会停止。

　　不能救是因现时股市规模已大，市值已与GDP相若，而且新措施主要靠显示中央对股市关注及有下跌底线等心理效应来起作用，实际功效却不大，如减低印花税率千分二其实影响微薄。何况今后股市仍要面对两大不利因素：一是在外需转弱及内需受制宏调紧缩下，经济及企业业绩前景转淡；二是入市股票流量增长预期仍高。只有当市场逐步消化这些因素后，才可能出现真正的转势。如无这个基本因素配合，救市行动难有持久功效。

　　另一方面也非完全不可救市。当市场出现非理性大动荡并危及金融及经济稳定时，便可有所行动。有论者指中国应仿效香港1988年救市之举，认为「该出手时便出手」。这在原则上看不错，但目前中国情况与当年香港的完全不同，故根本未到「该出手」之时。当时香港受到国际游资冲击，通过股市连带影响联系汇率，且香港市场自由开放毫无防线，故政府不得不出手。但现时A股仍基本封闭，调整也只是回复正常，实毫无出手之必要。

　　救市的争论反映中国仍有部分官方人士及专家，对市场规律既认识不足亦不尊重，遂轻率地鼓吹救市，并误以为欧美都经常救市。实即如美国大半年来不断减息注资，或有支持市况之功效，却都只是一般宏调常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主要目标在稳定金融及经济，并非如中国所采用的直接干预市场措施。之前曾有中国证监局官员出口术救市，指计划在市场上大额集资的企业「恶性圈钱」，并要求企业考虑市场的承受力。监管者责在依法审批融资方案，并应提高有关法规透明度，而不应用不可量化亦难作客观判断的「恶性」一类感性言词来阻吓集资行为。企业自会考虑市场对其集资的承受力，但对整体市场的影响则非企业的责任范围。且市场因应集资而调整，乃普遍而正常的现象。亦只有如此才可优化资源配置，监管者对此无须干预。

　　经过近30年改革，部分施政者的市场意识仍处混沌状态，并热中于救市，乃反映改革仍未到位，政府职能及决策思维犹未适应市场化需要。另一方面，中国的新兴市场在发展中，政策变动较多影响较大亦属正常。如变动是有助完善体制建设，则不应因被视为救市或有此作用而忌讳不行。例如大小非限售措施，乃保证市场稳定所需者，故应予推行；相反减印花税则纯为救市，乃属败笔。此外，在目前市场较平稳而少泡沫之时，正是出台建设及改革市场措施的好时机，只要做到渐进透明，减少长官意志，注意市场规律，和能恰当平衡对资金及股票供求影响，将有利于市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