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的结合使得陕西商人能够迅速适应西部贸易的恶劣环境，在别人视为畏途的贸易环境中展示出顽强地生命力。寸草不生、飞沙走石的千里戈壁尚且有秦商的袅袅炊烟，整个西部高山巨川，黄尘漫天，同样不能阻挡秦商经商致富的脚步。他们上入甘，下进川，往来于边塞、江淮、川蜀等地，涉远行贾，贩贱鬻贵，为家乡挣得财高北斗。

　　在商情变化中沉稳不惊。秦商的上诉三个特点决定了他们能够在商情变化中冷静对待，沉稳不惊。周秦汉唐余韵陶冶出秦商儒雅的性情，他们可以在闲暇时游历大江南北，泛舟中流，酣酒长歌，浪迹江湖。秦商的吃苦耐劳不是挺而走险，而是坚信自己的诚实经营一定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首先，他们的经营活动得到了朝廷的许可或者授权，有的具有一定的官吏背景，可望得到官衙的保护。其次，他们经营的物品大多关系到国计民生，与老百姓的生活贴得很近，只要货真价实，总可以找到销路。明朝时，政府每年发放盐引于陕西各边城，以换取军粮。三原、泾阳商人运粮到边镇换盐，在经营盐业之余，兼营布业、茶叶、毛皮、水烟、药材、及“西口”毛制品，这些都是官民两便的。再次，他们善于利用本土资源和地域优势，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地域优势转化成效益优势，创造了泾阳茶砖、三原大布等一批走俏全国的名牌产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正当进取多有不足

　　秦商具有这么多优秀的历史沉淀，为什么近代以来归于沉寂？其中当然有许多外在的客观原因，例如西方资本主义的打压、清末陕西战乱频仍、海洋运输的发达等等。究其内因，除了封建商帮的保守性之外，也与秦商正直传统的两面性有关。正直的另一面就是迂腐，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历史的拐点面前错失良机，正当进取多有不足。

　　秦商曾经雄撼四野，在抓住历史机遇方面也有过骄人的辉煌。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发展；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明清时期，秦商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的政策机遇，乘势而兴，对我国西部经济在明清时代的初步开发发挥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不过这里所谓的抓住历史机遇都是在条件相对成熟之后的顺势而为，那时候的社会生活节奏相对平稳，秦商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酝酿和准备。当社会生活节奏加快时，所谓的抓住历史机遇就并非可以等闲视之了，秦商还像过去那样稳扎稳打，就暴露出自己的“软肋”：

　　在历史拐点出现时依循正统观念，缺少在商言商的正当诉求。正统观念往往是与官吏的权势联系在一起的，是当时的权贵把持的主流价值观。秦商痛恨贪得无厌的官吏，但为了获得必要的信息或者庇护，又不得不与官吏们打交道，有的则趋炎附势，甘为附庸。明朝文人执政，主流尚文而不举实，秦商有的在取得一定成功之后便成为风流文人，有的游离于戴发修行与文人之间，有的喜欢结交佛门僧人，商人角色模糊。当历史处于变革的关口时，他们往往摆脱不了这些“正统”观念的束缚，反应迟钝，有的还把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视为自己的仇敌。三原县商人孙豹人，当李自成的起义部队逼近三原时，还认为那是流寇进犯，不惜代价组织武装反抗，导致自己的实力受挫。其实，商人应当在商言商，否则角色的转移就是商人角色的终止。我们虽然不能要求秦商能够像政治家那样，迅速站在新兴的利益集团一边，但是至少应当为他们缺少对商业利益的正当诉求，不能巩固已有的商业阵地而感到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