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机面前对经营风险有过多的顾虑，缺少正当管理的灵活性。就秦商当时的知识结构和信息掌握而言，他们并非不善于发现商机，只是在商机面前对经营风险有过多的顾虑，徘徊观望。除了思想相对保守之外，管理结构的僵化也是重要的原因，不像晋商那样有独立于财东的优秀掌柜。秦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以中小商业为主，虽然也有合资经营和股份制的经营特色，但是多以临时的“伙伴”关系存在，始终难以成“帮”。在家族内部最终也没有能够像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致庸那样，完成从传统地主型商人向近代商业资本家的转变，不能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与相关产业适应的管理模式和敢于承担风险的执行团队。即使各地的分号要启用一些能人，分号的负责人很少有处置资产的正当权利，缺少决策的灵活性。财东习惯于把剩余资本转化为土地或者房产，甚至把银子埋在地下保值，在风险面前，宁愿放弃商机。例如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信息传进安吴堡时，财东周莹的第一反映便是收缩商业战线，以保存实力。周莹也曾想与洋商打交道，但十分谨慎，浅尝辄止。

　　对于利益格局的变化被动接受，缺少维系正当权益的创新动力。如果说秦商于明清之际在中国西部贸易通商领域的崛起，完全是陕西几千年商业经济及其商业文化历史积淀的必然产物，那么它实际上是“坐享其成”的，吃祖宗饭的惯性使他们在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时往往只能被动地接受。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资源耗竭与创新乏力形成恶性循环后，秦商便无力在已有的商业阵地中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当利益格局被重新洗牌时，秦商只好黯然退场。陕甘总督左宗棠在西北推行茶制改革，扶持以湘军为基础的官僚资本，陕西的茶商在失去支撑后竞一蹶不振。这样的例子还很多：陕西布商在外国洋布洋纱的打击下被排挤出市场，清末“陕西土布行，家家倒闭，每岁百万之利益为外人夺去”。而经营兰州水烟的陕西烟商也在外国机制卷烟打击下纷纷破产，从最盛时的大小烟庄130余家锐减到十数家。不仅各地的市场份额被其他商帮取而代之，连陕西本土的各种市场也被晋商占领。

　　拨乱反正还看今朝

　　“醒得早，起得晚”，民间对秦人的这句调侃对于我们认识秦商的得失是有益的，当今的陕西企业要想重振秦商辉煌，就应当宏扬明清秦商成功的经验，发扬“醒得早”的长处；克服他们的缺陷，克服“起得晚”的惰性。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情况下，需要后来者坚持正直传统，弥补正当进取的不足，拨乱反正，在开拓创新中重新找回自己的话语权。

　　今天的历史恰好为陕西企业提供了同当年秦商的崛起十分相似的社会环境，这不仅是指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再一次把陕西推到了发展的前沿；而且是因为改革开发历经30年的可贵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日益规范，为秦商后发优势的发挥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如果说改革开发初期陕西企业仍然没有从“醒得早，起得晚”的尴尬中走出来，还在吃老本；那么现在更应当警醒，??行中落榜，而且可能失去自己的“球籍”。在新的一轮思想解放所彰显的历史的拐点面前，实现新的飞跃，强调以下几点是必要的：

　　在历史拐点出现之际建立行胜于思的信念。历史变革时期，机遇与风险往往是并存的，既然想抓住机遇有所斩获，就不能惧怕对风险后果的承担。对于风险的充分估计虽然是必要的，但是要想等一切条件都周全了再行动，机遇就会擦肩而过。对于个体而言，机遇的斩获与风险后果的承担或许有不对称之处，但对一个群体而言，两者绝对是成正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