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南疆自卫反击战前后打了半个多月，作为原福州军区前锋歌舞团的创作员，我在停战后第二天就赶到了广西凭祥。这时总政文化部老部长刘白羽组织全军中青年作家也到了前线深入生活，其中就包括李存葆。这次采风，存葆收获了报告文学作品《将门之子》。随后在总政治部举办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征文”中获奖，但是这并不能代表他真正的写作水准。之后经过了三年的反刍、消化和沉思，他终于写出了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以下称《花环》)。其实小说的故事和人物，为1979年前线采访所得，只是先成了纪实文学《将门之子》，之后经过长时间发酵，才焕然成为小说，真正动笔也就12天的时间，其间的过程既漫长也迅捷。

　　据说，当年《花环》最早是投给《解放军文艺》的，之后辗转到了《十月》，为著名编辑张守仁一眼相中，刊发于1982年第一期。结果轰动一时，洛阳为之纸贵。中央及各省市报纸争相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刮起了一股“花环”旋风。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74家报纸全文连载，50多家剧团改编上演，最终有9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曾经创下单日180万册的印刷之最，发行量已突破千万大关。之后被拍成电影，更是风靡大江南北，感动亿万观众。在随后的全国中篇小说评奖中得票遥遥领先，高居榜首。

　　《花环》发表的时候，我还是原福州军区炮兵政治部宣传处的一名干事。那个时候报纸每天也就连载二三千字，九万字的小说大概连载了将近一个月。当时我们处里人手一份报纸天天盼着，报纸一到立马放下手中活计，人人埋头阅读，完全沉溺进去，为之感动，为之欢欣，亦为之流泪。即使在中午和晚上的饭桌上，中心话题也是《花环》，那真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啊。

　　1984年秋天，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招生，我和当时已名满天下的李存葆成为同学，而且还住进了同一个宿舍。他的铺位靠窗，而我则把门。万没想到的是，往后的日子我却深受存葆其害。原因在于，开学伊始，我们宿舍每天车水马龙，来访李存葆者络绎不绝，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来自北京各高校团委、文学社，邀请他去讲座；第二类是编剧、导演们，洽谈《花环》改编电影、话剧、戏曲事宜；第三类是来自首都各大编辑部的名编，登门索稿。当时我们宿舍里住了四个人，但为了避开相互干扰，每人都用布帘相隔，进屋有如进了地道。存葆出于热心，每次来了大主编都要特意关照一下我，经过我的帘子总要撩开来，把我介绍给人家，往往是脑袋里刚有了一点构思或者才读了两页半书，帘子又被掀起，思绪又被打断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整天笼罩在存葆的阳光雨露里，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但是，存葆更多的时候让同学们为之骄傲和振奋。1984年9月30日晚上，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庆，李存葆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宴。10月1日大阅兵之后，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那时候兴彩车，当我们看到代表文艺界的唯一一辆彩车竟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造型时，电视机前，全系同学为之欢呼雀跃。还有一项殊荣，就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自费购买了两千册《花环》，赠送老山前线将士。这个规格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那时存葆作为大名人，在外头威风八面，可一旦回到宿舍，却还是一位有趣的室友，甚至还常常成了我们几个同学的烹饪师。为了打他的秋风，我们提出了劫富济贫的口号。虽然是打平伙，但他总是出大头。我们常常分享他的手艺就是罐焖羊肉。一般在周六的晚上，买上几斤羊肉、萝卜和土豆，在罐子里焖上几个小时就大功告成。于是存葆、李荃、刘宏伟和我等数人，常常围坐在一起大快朵颐。有一次，李荃贪吃，直吃得跑肚拉稀。存葆的豪爽，还有一个例子。《花环》电影拍成后，他拿出全部编剧稿费2000多元在上影厂大宴宾朋，包括剧组工作人员，共一百多号人摆了十几桌，蔚为壮观。在上世纪80年代初，2000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才30多块钱，他一下子全拿出来请了客，实在是当代中国文坛上不可多见的大手笔。

　　卅年回首论“花环” 中国正处在文化复兴的破冰期

　　回顾那段文学上破冰的历史，先是雷抒雁1979年5月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小草在歌唱》，同年《诗刊》第八期又刊载了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这两首诗可以说是新时期军旅文学、乃至整个新时期文学的先声之作。继而，徐怀中历经一年创作的《西线轶事》于1980年发表，可以称为中国当代战争文学的换代之作。而1982年李存葆的《花环》，则开创了“当代战争”文学战线。我称之为，“军旅文学破冰三部曲”。

　　《花环》出后，争说《花环》。我也曾于十几年前在《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中为《花环》写过如下一段“史论”文字：“《花环》通过对南线战斗中一支连队的曲折描写，将前方与后方、高层与基层、人民与军队、历史(‘文革’)与现实有机的勾连起来，不仅浓墨重彩地塑造了梁三喜、靳开来、梁大娘、韩玉秀等闪光形象，而且以‘调动风波’、‘臭蛋事件’为靶子，大刀阔斧地揭示了军队的现实矛盾和历史伤痛，令人振聋发聩。作品结构大开大阖，人物命运大起大落，在紧张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完成人物性格的锻造和故事情节的演进，具有强烈的悬念和可读性。磅礴的激情、粗犷的行文和崇高的悲剧美感，形成了作品崇高悲壮的艺术风格。它以‘欠账单’等著名细节真实地传达出了‘人民——上帝’和‘战士——万岁’的时代强音，博得了亿万观众感动的泪水，为新时期的军旅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2002年，我应《北京文学》之邀撰写《李存葆的过去和现在》，又对《花环》作了概括——今天看来，《高山下的花环》至少有三点意义应当被人们记取：首先，作品表现出了作者秉笔直书的严肃态度和“敢为天下先”的无比勇气。李存葆义无反顾地趟过政治雷区，整个社会中被压抑已久的呼声在作品中得到了释放与传递。其次，以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两部作品的出现为标志，当代战争题材小说开始成为新时期军旅小说创作中的一条重要战线，与历史战争题材小说、和平军营题材小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第三，李存葆的成名宣告了一批青年军旅小说家的集中亮相，此后他们和前十七年便已成名、在新时期仍然葆有创作活力的老一代军旅作家并肩作战，两代人共同建构了20世纪80年代军旅文学的辉煌。现在看来，这些判断还是经住了时间检验的。

　　我需要再补充一点，就是作品中的悲剧意识，这是当代军旅文学的一个突破，之前的作品里面没有过。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打碎了给人看”，梁三喜、靳开来这样可爱的战士，他们的牺牲对读者的情感世界有着强烈的冲击力。尤其是梁三喜的那张欠债单，简直就是这颗“催泪弹”的导火索。而梁大娘、韩玉秀更是善良得让人心痛，朴实得让人心疼。为了偿还梁三喜的欠债，梁大娘节省到了苛刻的地步。为了省下一点车票钱好还账，她竟和儿媳韩玉秀抱着出生3个月的盼盼翻山越岭走了4天才找到部队。这种牺牲、隐忍和善良的品格，本身所具有的感召力和疼痛感，是每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中国人所无法抗拒的，它让读者和观众直接面对悲剧，并拷问自己的灵魂，对英雄的敬仰之情便油然而生。然而，这些战士和家属其实都是生活中很普通的人，正如《花环》开篇引用的诗句“位卑未敢忘忧国”，《花环》正是展示出了平凡中的伟大，悲剧中的崇高，在读者心头撒了一把硫磺、点了一把火。

　　由此，在三十年的这一头回顾《花环》，我就想到蒙古族和藏族都有一个象征物，就是哈达，用以表达敬意和礼赞。其实《花环》就是中国军旅文学史乃至百年白话文学史上的一条哈达，一个花环，它既是祭奠，更是礼赞。它既对军人精神和民族精神作出了诠释，也屹然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座山峰，让人仰视，也让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