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民营书店现在的生存现状怎样？

　　徐冲：非常艰难，这是业内共知的。在这么艰难的一个市场环境下，贝塔斯曼用欧洲的管理成本在做，怎么可能不亏，退出也是很自然的。

　　《中国经营报》：那为什么会这么艰难呢？

　　朱先生：房租贵，利润薄，其次书的品种太多而好书不多，读者流失。这又跟整个中国的文化趋向，价值实现的渠道多元有很大关系。

　　徐冲：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书的定价太低。只有提高书的定价，书店才有可能改善生存状态。店租也付得起了，作者也愿意下工夫写书了，好书多了，定价也有能力提高了，就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我认为网络对传统模式有冲击，但并不是致命的，占的比例还是很小。因为还有很多人不习惯网络，否则书城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呢？

　　《中国经营报》：中国的书真的很便宜吗？那为什么大家好像普遍还是觉得书太贵呢？

　　徐冲：这就是个舆论环境问题。但是消费者总是希望越便宜越好的，这很正常，不能指望靠公众来倡导价格。我们的书是不是很便宜，可以做个比较。吃一份麦当劳的钱，在香港和在内地是一样的。但是同样质量水准的一本书，香港、台湾那边的价格是我们这里的4到6倍。欧美就不更用说了，同等质量水准下，他们的价格是我们的8到10倍。就算在内地比，一张电影票在二三十年前只要1角5，现在涨到了100元。而我们的书呢，涨幅最多不超过20倍。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正常的利润。目前的民营书店都不是光靠零售在盈利的。

　　《中国经营报》：那还靠什么？

　　朱先生：有些民营书店靠和出版社合作策划出版盈利，也有的靠把部分场地转租给咖啡馆、文具店等方式盈利。另外，一些不开设连锁店面的民营书商还瞄准了馆供市场，就是向图书馆供应图书。这一块，由于民营的经营机制灵活，所以仅仅两三年就占据了相当大部分的馆供市场。民营书商服务到位，比如能为图书馆提供贴标签、加磁条、上架的服务，比如提供高质量、个性化的图书数据，而且愿意提供更低的折扣。有些民营书商甚至会使用一些灰色手段：比如请老师吃饭、旅游，比如把特价书、出版社的库存书混进馆供书里压低价格，而这种事，国营书店是不可能去做的。

　　《中国经营报》：既然这么难，那为什么书店还要继续经营下去？

　　徐冲：理想主义吧。好像季风(上海的一家书店，编者注)的严搏非，我认为就是一种理想主义。因为卖什么都比卖书赚钱。这种理想主义，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了。

　　《中国经营报》：什么样的理想主义？是传播吗？

　　徐冲：不是，很难解释清楚。季风的模式很难复制。严搏非本人是社科院的教授，他们最出名的选书团队也都是教授级的人才。你说其他书店也这么搞，出得起这个钱吗？

　　朱先生：我觉得人们不得不对自己的文化生存状态有所考虑。有一批有坚持性的人，源于对经典文化的热爱或执著，依旧做着属于文化传统的事。

　　《中国经营报》：那民营书店的出路在哪里？

　　徐冲：我想，还是寄希望于经营机制的全面市场化吧。

　　徐冲：《做书店》一书的作者，职业经理人。前后主持过三家书店：杭州古籍书店(1986年至1988年，1992年)，杭州解放路新华书店(1988年至1991年，1993年至1996年)，浙江图书大厦(1999年筹建，2001年开业)。现为博库书城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先生：《新闻晚报》资深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