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造就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50多年后的11月15日，20国集团华盛顿峰会意在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IMF面临改革。

　　在11月8日-9日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年会在巴西圣保罗召开期间，IMF总裁卡恩致信该集团，建言对世界金融体系进行3方面改革,即加强对金融体系监管、建立预警机制以及扩大国际机制政策制定者团体的规模。

　　这3个方面，基本囊括了各方对IMF改革的诉求。

　　IMF的革命

　　1944年旧版布雷顿森林体系诞生之际，IMF作为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三大支柱国际组织之一应运而生，另外两个机构分别为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即世贸组织的前身)。

　　彼时IMF的主要角色单一且明确：监管各国的汇率政策，为国家提供短期贷款助其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使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得以维系。

　　然而，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承认各成员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崩溃，IMF的根本性任务遭到动摇，职责已从保证汇率稳定，变为“在稳定汇率方面的监督和协调作用”。

　　IMF的式微从那时已经埋下伏笔。之后尽管外部金融环境风云变幻，IMF的监管领域和专长仍集中在货币体系。

　　IMF在其网站上这样叙述自己如何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基金组织负责监督国际货币体系，并监督每个成员国是否履行以下义务：实施有利于有序增长和价格稳定的政策，协助促进稳定的汇兑安排和避免汇率操纵，以及向基金组织提供本国经济数据。”

　　而此次危机症结并不在汇率问题，而是信贷过度，金融系统内部对风险缺乏控制。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IMF的管辖范围，而应由各国对银行资本标准及资产风险进行明确规定的《巴塞尔协议》进行约束。

　　虽然IMF也随着世界金融发展，相应加强对成员国金融系统的监督，并在1999年与世界银行联合制定了“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对成员国和地区金融脆弱性进行评估与监测。但这种规划仅限于与成员国磋商咨询层次，与《巴塞尔协议》所具有的强制性差距甚远。

　　这也就难怪，自从2007年7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已有将近1年半的时间，但IMF进入到人们的关注视野中，还是从冰岛、巴基斯坦、匈牙利和乌克兰等国向IMF申请援助开始。

　　IMF仍然在走援助国际收支严重吃紧国家的老路。而世界则希望它能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英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及贸易参赞邓肯(Duncan Sparkes)向本报记者阐述英国政府的方针说：“IMF的角色应更适应21世纪的情况”,其中具体包括，具备预警全球危机的能力，拥有更充足资金，增强其合法性，出台全球接受的监管和监督标准，对跨国金融机构实行有效的跨境监管，创建机制使各国共同应对危机。

　　欧盟在11月7日欧盟达成的改革蓝图中也赋予IMF阻止金融危机的角色，但同时表示IMF连同金融稳定论坛应被赋予首要职责。欧盟已经认识到，仅对IMF进行改革，并不足以解决目前的金融危机。

　　权力转移

　　IMF在创立之初拥有两件武器，对货币政策和汇率的管理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哑了火，但IMF还有中短期贷款这一武器可用，不过由于大股东美国情况欠佳以及危机波及范围超前，其弹药库却面临枯竭。

　　IMF的总资金量约为2500亿美元。目前已经安排了两笔贷款，分别是给匈牙利157亿美元和乌克兰的164亿美元，同时近期可能给与巴基斯坦50亿美元贷款。10月29日，IMF又提供一项1000亿美元的新型短期贷款来救助遭金融危机重创的国家。IMF储备已经告急。

　　根据处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IMF应该尽快筹集更多备用资金。1997年，当IMF向亚洲国家贷款350亿美元以后，于次年迅速筹集了770亿美元后备资金。

　　英国首相布朗曾预测IMF需要上千亿美元来保证世界经济度过危机；“现在能够给IMF提供资金的是发展中国家，但是除非IMF提高这些国家的发言权，否则将很难说服它们注资，”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傅瑞伟(Charles W. Freeman III)说。

　　11月初，英国首相布朗造访沙特，希望用沙特庞大的外汇储备填补IMF资金缺口；另据英国驻华经济参赞邓肯透露，在11月7日布朗与中国总理温家宝通话时，布朗提出同样的诉求。

　　与承担责任相应，新兴国家也有自己的诉求。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年会的东道国巴西在会后的声明中倡议，IMF和世界银行应深化改革，让新兴国家拥有更大发言权，目前两个机构由美国和欧洲主导，而现在应该终止这样的体系。

　　新兴经济体在IMF中地位被低估是IMF的长期改革方向。卡恩在给G20信中说：“很多人都质疑，现在种种集团(Gs)是否有足够广泛的代表性。”

　　例如，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墨西哥所占世界GDP比例是比利时的3倍，其人口又是比利时的10倍，但是墨西哥的份额只有比利时的一半；再比如，中国的经济规模是英国的两倍，但其份额只有英国的59%。

　　但是，在此次华盛顿峰会上能就增加新兴经济体话语权达成共识困难重重。股东地位和股份结构的变更，不仅意味着责任的变更，也意味着权利和利益的相应变更。

　　邓肯表示，虽然英国一贯倡导加强新兴国家的地位，但这些问题非常敏感，而且颇具争议。“如果一个国家扩大了其投票权，往往意味着其他国家投票权的减少，这无法双赢。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不认为应太过于强调立刻讨论该问题。”

　　这一议题还面临议题设置制度上的障碍。根据IMF规定，例如提高一国配额等18项重要议题需要85%的通过率。美国一家即拥有17.8%的份额，这意味着它拥有了一票否决权；即便英国、法国此类IMF传统强势国家两国联合也不足推进此项改革。

　　但美国仍然没有在这一问题上松口。11月13日，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麦克考密强调“要确保所有的国际金融组织有充足的资源应付世界经济困难”；但对提高新兴国家的话语权问题仅是泛泛地表示美国的一贯支持。

　　11月14日日本主流财经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将在20国集团峰会上提出对IMF提供大约1000亿美元的外汇援助。IMF新闻发言人霍利当日作出积极回应，表示期待日本给出详细方案。IMF的急迫可见一斑。

　　IMF原是美国构建并主导的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三大支柱之一，而值此大股东引发的金融危机之际，股东们仍然相持不下。其实，国际社会早已另起炉灶，G20就是其一，区域货币合作也是其一，而大股东美国对G20原本是嗤之以鼻。

　　这一次，美国主导的IMF尴尬暴露无遗。如果华盛顿峰会因无法协调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责任和权益诉求，IMF筹资不力，其地位将遭遇进一步边缘化。

　　权力正在悄悄而不停息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