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跟随国务院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的出台，全国各省市公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逾10万亿元，这再一次展现了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中国政经格局下，地方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就会发现，随着政治层面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与经济层面的财政分权的双重激励，地方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时逐渐走向成熟。在“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实践哲学与“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指导与引导下，掌控全局的中央政府主要负责设定整个国家体系进步的粗线条框架，而地方政府作为执行各种中央宏观政策的重要一环必然在其操作层面受到来自中央的各类正负激励的硬软约束。这些约束体系与地方政府自身理性的“利益最大化”行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地方政府斑斓错综的发展局面。

　　地方政府“利益最大化”的正面效果在于，整体上，地方政府出于个人政治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会更容易采取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决策倾向，这样显然加大了中央政策的执行效率。另外，地方政府善于扮演“摸石头”的角色，众多地方政府的差异化操作的效果在于可将同类型经济事件的不同解决方案在不同的区域做局域试验，在最终看出效果之后则优选推广，这降低了改革成本，避免了错误方案大面积推广的可能。因为部分中央约束的模糊取向，地方政府更容易自发或者被动地试验各种新的经济制度安排，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在公共品的供给问题上，地方政府更有优势解决困扰中央政府的信息缺损问题，与中央的宏观掌控形成良好的互补。正因为地方政府的“利益最大化”倾向，其对地产业等发展有很大动力去推动，而在经济下行期也显现出积极的救市态度。整体而言，地方政府促进了市场机制走向完善与成熟，导致了改革实验的发生与模仿，在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上也积极着力。

　　但单纯的“利益最大化”也有弊端，即容易造成地方保护主义，从而阻碍国内市场整合，积极的政绩追求也容易导致重复建设与过度竞争，进而影响宏观调控的成效。在环保与民生支出上如果没有强硬的指标考核约束，则地方政府的态度可能不那么积极。在这样一种框架下，来自中央的激励制度安排非常重要，通过对地方政府权力的细分与针对性约束，尽量将地方政府的政经行为引向合规高效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