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是经济全球化以来影响世界经济格局走向的一次重大外部冲击。一方面，疫情恐使全球经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全球贸易急剧萎缩；另一方面，疫情冲击正加剧国家间的结构性洗牌，加速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趋势，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格局与秩序重构恐难避免。

　　全球贸易陷入“封锁悖论”

　　过去几年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其中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全球贸易增长明显放慢。世界商品贸易指数显示，受贸易摩擦及全球制造业疲软拖累，2019年全球贸易量较2018年减少0.5%，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下降，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降低全球贸易增速。

　　受疫情影响，包括旅行禁令、入境管控，甚至封锁边境措施可能变成一种“新常态”。其结果是要素流动与对外交往严重受限，生产和贸易活动处于放缓、半停滞或停滞状态，使此前已十分脆弱的全球贸易“雪上加霜”。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最新预测，2020年世界贸易额将下降13%至32%，跌幅超过金融危机时期，为二战结束以来最大降幅。

　　部分国家经济循环模式转向加速

　　疫情冲击下，供应链转移以及“国产替代”有加速趋势，政府权力扩张成为美欧应对本次疫情的一大特点，除了动用各类紧急法案，实施出口限制等措施外，还体现为对企业的掌控。如特朗普政府紧急启动《国防生产法案》力保战略物资生产本土化，同时，支持联邦政府购入受影响公司股份；法国拟考虑动用“终极武器”——国有化等干预措施来保护受威胁的航空、汽车等行业的大型企业或重要经济资产。疫情将加速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转向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经济循环模式。

　　从世界贸易结构看，当前全球中间产品占全部货物贸易量占比已经超过一半。中间品贸易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紧密连接在一起。中国、美国、德国分别成为东亚、北美以及西欧地区的产业链中枢。疫情对产业链形成冲击，尤其对全球价值链融合程度高，且严重依赖于外部需求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受到较大冲击。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出口较上年同期减少21.9%；对美国出口同比减少37.8%，为2009年7月以来最大降幅，对美汽车出口锐减65.8%。其他高度依赖贸易的亚洲经济体也受到重创，韩国4月出口同比下滑24.3%，其中汽车、汽车零部件和智能手机出口额下滑幅度明显，同比分别减少36.3%、49.6%和43.6%。

　　大国博弈加剧或重构国际经贸秩序

　　可以预计，疫情会加剧世界的多极化、区域化、分散化趋势，一些超大型的区域贸易安排，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13.1%)、《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28.1%)、《美墨加三国协定》(USMCA，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27.6%)等的签署也会进一步强化北美、欧洲、亚洲三大板块的区域化属性，这势必加剧大国博弈、重构全球贸易规则格局和秩序。

　　目前，超大型自由贸易协定有主导新一轮国际经贸新规则、支配全球经贸秩序的态势，并带动自由贸易和投资圈进一步扩大。它们不再是传统经济地理上相邻两国或几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而是跨区域或跨洲的巨型化自由贸易协定。2018年以来，诸如CPTPP、EPA、USMCA等超大规模、跨区域的自贸区协定相继生效，并呈现出高标准、全方位、广覆盖以及强排他性等特征。与以往诸边或多边协定相比，超大型自由贸易协定由中心国家成员(主要是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主导，这些超大型自由贸易协定不仅深化了关税减免、贸易投资便利化等传统议题，更在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竞争政策和国有企业等新议题上力争掌握规则主导权。

　　综上所述，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全景图或正在逐渐展开，将给现有全球经贸格局和秩序带来深远影响，疫情之后国际贸易动荡难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