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后，下一步的任务和目标是什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接受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采访时表示，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以后，应当提出并力争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用十年或略多一些的时间，使中等收入群体增加到8亿—9亿人，占到总人口的60%以上。

　　2019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两项标志性历史成就，一是经济总量达到百万亿人民币的规模，二是人均收入超过一万美元。刘世锦认为，振奋之余，也要有一些清醒：在国际上，有些国家就是在这个发展阶段出现徘徊，甚至又掉了下去。二战以后，100多个经济体经历了工业化进程，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进入高收入社会的只有13个经济体。

　　刘世锦指出，我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的挑战甚多，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当下受疫情冲击，全球经济正在进入深度衰退，日子最不好过的就是处在中等收入水平之下的低收入人群。按照现行统计口径，中等收入群体是指三口之家一年收入处在10万到50万人民币的人群。目前我国这个群体有4亿人左右，达不到这个水平的低收入人群还有近十亿人口。

　　为此，刘世锦提出，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以后，应当提出并力争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用十年或略多一些的时间，使中等收入群体增加到8亿—9亿人，占到总人口的60%以上。

　　为什么要提出这一目标？刘世锦表示，首先，低收入群体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来源。我国经济增长正在由高速转为中速，但基数大，每年增量仍然位居世界前列，靠的主要是内需，其中最大的内需就来自低收入人群的就业、收入和消费增长。“有个说法，十亿人尚未坐过飞机，五亿人尚未用上马桶，他们坐上飞机、用上马桶，内需就源源不断出来了。”

　　另一个原因是，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后，有利于社会稳定。过去人们较多关注有些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动荡，从近些年美欧的情况看，即便进入高收入社会，收入差距过大依然可能催生民粹主义，导致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现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远见。”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刘世锦认为，重点不是在收入分配上做文章。“如果蛋糕做不大，特别是抑制了最具创造性那部分人的活力，结果只能是普遍贫穷。”基本思路应当是促进机会均等，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使每个人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内在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进而缩小收入差距。这方面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一是救助受疫情冲击严重的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对低收入人群就业最多的中小微企业，财政政策要减税降费，货币政策要定向投放资金、降低融资成本。稳增长首先和重点是稳消费，应向低收入人群发放无太多限制的消费券或直接货币补贴。这种补贴不能走样子、下毛毛雨，要使低收入人群有获得感。

　　二是脱贫攻坚不动摇、不松劲。农民进城是最大的脱贫。要加快农民进城落户，提供应有的基本公共服务。

　　三是提升低收入人群的安全感和就业创业能力。要加大国有资本转入社保体系的力度，缩小社保资金缺口，增加社会安全网的强度。这次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等社会发展领域的短板，政府投资要更多投向这些领域，补上历史欠账。加强职业教育培训，使结构调整和技术变革冲击下的低收入人群更有能力找到工作，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和韧性。

　　“我国距离国际上所说的高收入社会门槛越来越近了。我们所需要的，是每个人都有发展机会、都能发挥智慧才能、都可分享发展成果的社会，而不是大量低收入人群‘被平均’到高收入行列的社会。”刘世锦强调，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确实很有难度，但没有退路，必须迎难而上。依托制度优势和发展机遇，依靠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我们有充分的决心和信心使这一目标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