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特别是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今年7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精准有力实施宏观调控，加强逆周期调节和政策储备”。“精准有力实施宏观调控”实质是对宏观政策操作方式提出明确要求。
把握好两个参照系
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历史性变化的重大判断。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想问题、干事情，谋划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特别是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必须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挥棒、红绿灯，是新时代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每一条都对应着经济发展的短板弱项，围绕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着力点而一一展开。在发展理念、发展阶段转换后的今天，决不能不假思索、不加区分地简单复制、原样搬用既往的宏观调控老思路、老套路。立足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实情，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搞清楚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实为实施宏观调控的关键点。
为此，恰当把握好两个参照系，坚持以匹配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理念实施宏观调控，十分必要。
——以“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为参照。
2013年7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中的“前期刺激政策”，主要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实施的宏观政策。前期政策对拉动经济快速回升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遗留下一些消极作用，这就是需要消化的。
在充分发挥宏观政策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应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加强战略预判和预警，精准施策。从根本上说，这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调控的关键着力点和着重点。
——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参照。
发展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对各种可能危及安全的因素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多次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将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目标，由既往的“四个更”拓展为“五个更”——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增加了“更为安全”，即“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作为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最本质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之所以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是因为集中凸显和强调的是“安全”二字，实质是基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深层考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宏观调控领域当然也不例外，既要发展，又要安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三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是一个统一体。在宏观调控中，力争把可能带来重大风险的隐患发现和处置于萌芽状态，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恰当地实施宏观调控，让宏观政策配置充分体现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要求，这对于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时期的中国来说，显然十分重要。
简言之，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严峻复杂的经济发展环境，必须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将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经济工作各领域全过程。只有在宏观调控中全方位守住安全底线，才能经受住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以新安全格局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保障。只有在宏观调控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在实践层面做好两方面工作
着眼于前述两个参照系，在实践层面，应至少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做好成本效益分析。
任何经济活动都是成本和效益并存，应在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坚持增效益、降成本，努力使效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作为宏观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宏观调控当然也不例外。理论上，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标尺，应是宏观经济活动的任何措施都使“宏观上的所得要大于宏观上的所失”。
宏观政策配置，要把所有相关的成本和效益计算清楚。不能只讲效益，不讲成本，只论证可因此取得的效益，不论证因此付出的成本。
这里所说的成本和效益，既包括直接的成本和效益，也包括间接的成本和效益；既包括有形的成本和效益，也包括无形的成本和效益；等等。
从统筹发展和安全出发，最重要、最关键、最具底线意义的风险，是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无论什么样的宏观政策，都不能以触发区域性和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为代价换取政策目标实现。要以守住财政金融安全为底线，将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宏观政策配置和宏观调控的全过程各领域。
一旦成本效益分析付诸宏观调控实践，随着成本和效益因素同时被列入宏观政策效应分析进程，那些乍看效益不小，但扣除成本之后可能微不足道甚至得不偿失的项目，便可被过滤掉。那些表面看起来很重要、很必要，但存在“大水漫灌”隐患，甚至可能危及财政金融安全的操作，便可被排除。于是，宏观政策配置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从而更契合、更匹配宏观调控所需。
完整、准确、全面地评估政策得失，成本效益分析绝非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必须摆上议事日程、非做不可的一道必答题。以此为基础，方可确定宏观调控该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
——坚持对症下药。
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和体制性的；既有老的，也有新的。如此繁多的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在一起，就要仔细区分病因，有针对性地分别用药。
对于短期的、外部的或周期性的矛盾和问题，逆周期调节所产生的对冲效应，是对路的。对于长期的、内部的或结构性、体制性的矛盾和问题，只能通过制度变革，以全面深化改革加以应对和解决。
我们不仅要通过实施逆周期调节、实行宏观调控政策应对短期的、外部的或周期性的矛盾和问题，而且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应对长期的、内部的或结构性、体制性的矛盾和问题，这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必须谨慎把握的重要原则。
我们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并非平行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最主要的压力是预期转弱。只要预期转强，需求和供给层面的问题就可在相当程度上化解。而缓解预期转弱这样的压力，必须依靠制度变革，依靠营商环境的改善。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讲究对症下药，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仅可极大提升宏观政策的实施效率，让其靶心更精准、剂量更适当、节奏更合理，有效避免“大水漫灌”隐患，而且可以此为契机，一手抓逆周期调节政策安排、一手抓全面深化改革行动，让两者各扬所长，使相得益彰的操作落实落地，形成高质量发展合力。
在宏观调控实践中，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必须落到实处、落到细处、落到经常、落到长效。其间可能遇到的最大障碍，莫过于惯性思维的束缚。告别惯性思维，以实际行动做好经济工作，需要付出较既往更大、更艰苦的努力。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高培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