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血脉，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高效的资金融通与精准的资源配置，金融扮演着技术创新“助推器”、产业升级“催化剂”和经济运行“稳定器”的重要角色，是拉动经济增长、提升经济效率、激发经济活力的重要引擎。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金融体系的活力和稳健程度，关系到实体经济能否行稳致远。

　　刚刚过去的2024年，我国金融体系稳定发展面临内外双压的挑战。从内部看，一边是经济增长基础不稳固，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与地方债务风险三重叠加；一边是国内需求不足的强支持需求亟待响应。从外部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风险导致金融风险偏好全球性降低。对此，我国通过优化金融政策供给与金融系统改革双轮驱动，以灵活适度、精准有效的货币政策为基底、以持续优化的资金供给结构为支撑、以稳健运行的资本市场为目标、以加速形成的耐心资本为新动能，实现了金融强国建设的有度、有力、有效向前推进，金融市场韧性显著增强。

　　货币信贷保持合理增长且结构不断优化。2024年12月末广义货币(M_2)、社会融资规模与人民币贷款增长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全年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专精特新企业贷款与普惠小微贷款均实现同比较大幅度增长。资本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2024年全年上市公司实施分红2.4万亿元、回购1476亿元，均创历史新高。债券“引力”增强，境外机构投资者连续12个月增持中国银行间市场债券；外汇“定力”显著，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且总体稳定，跨境贸易投资活跃，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较2023年增长14.8%。

　　客观上看，对标金融强国目标，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运行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体制机制问题，如信贷资源分配不均，仍集中于大型企业；货币传导机制不健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力度不足；资本市场机制不健全，创投市场“募资难”“退出难”问题突出，长期资金入市存在卡点堵点等问题。未来，要以政策合力将过往各方面积极因素继续凝聚并转化为发展实绩；还应以政策定力为各种可能到来的“压力测试”提供充分回旋与向内发力的空间。

　　从“立”来看，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一致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化宏观政策协调配合，确保财政、货币、就业、产业、金融等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并注重提质增效，做好增量，优化存量，打好政策“组合拳”。货币政策除通过降准、降息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外，还需优化信贷结构、重视结构性政策工具的使用，注重盘活存量金融资源，畅通货币传导机制，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注意降准后可能产生的资产泡沫风险和资金空转问题，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创新金融工具，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要稳住楼市股市。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满足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保持股市流动性合理充裕，在股市出现异常波动的“非常时期”，可采取推出平准基金、暂停或取消征收印花税等非常规手段，稳步释放政策利好以推动投资者信心恢复等。通过稳楼市股市，防范系统性风险，更好发挥财富效应对提振内需的支撑作用。

　　“破”的方面，应以资本市场改革为核心，加快推动投融资动态平衡的市场综合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鼓励金融机构通过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等方式，盘活存量金融资源。改善市场结构，如放宽社保资金、险资、银行资金投资比例和范围限制，拓宽各类中长期资金入市渠道。对长期投资进行适当减免征税，拓展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及其他创新产品投资，提升市场活跃度。通过降低行政干预，优化让利、收益分配、税费优惠等政策，提高民间资本活力。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包容性，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类企业通过发行债券、上市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允许一批符合上市条件、经营水平和公司治理相对较高的公司优先上市。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田轩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