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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谈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记者会实录

来源:人民网    作者:佚名   2015-03-06 16: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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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6日下午2时30分,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召开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李毅中、陈锡文、林毅夫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杨凯生、常振明、贾康谈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并回答记者提问。

  本次记者会的主持人是两会新闻报道组组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秋俭。

  张秋俭: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首场记者会现在开始。

  张秋俭:

  今天记者会的主题是:政协委员谈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全国政协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依法依章履行职能。政协委员就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积极建言出力。

  张秋俭:

  今天,我们邀请了七位全国政协委员答中外记者提出的问题。现在请允许我想大家出席今天记者会的全国政协委员。

  张秋俭: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党组书记李毅中。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全国政协委员,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常振明。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党委书记,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

  张秋俭:

  现在开始提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请问厉以宁委员,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对我国今年经济发展的目标提出了一些具体数字,大家认为这个困难也是不校在经济新常态下,您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动力和新引擎是什么?如果经济要出现提质增效,您觉得哪些方面还需要持续发力?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

  关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问题,首先新常态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内容:第一,增长速度从过去的高速增长现在逐步走向中高速增长。第二,结构要调整。新常态是一个调整结构以后的经济,这里很多产业要不断升级。第三,要寻找新的动力。今后经济增长靠什么?要靠广大人民的创新精神、创业活动。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所习惯的靠数量规模的扩大、靠投资的驱动,这些都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了。所以今后的动力来自人民的创造力。

  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网记者:

  请问林毅夫委员,您曾经预测过中国经济还能以8%的速度增长20年,我们注意到今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下调经济增速目标到7%左右。请问您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预期是否有所调整?在传统优势消退的情况下,中国新的动力有哪些?目前发展如何?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

  非常感谢你的发问,让我不仅有机会阐释你问的问题,也可以重新澄清在媒体报纸上对我观点的误解。第一,我对中国增长的预期有没有调整。第二,在新常态下,旧的比较优势丧失了,还没有新的增长动力。对第一个问题,我没有调整。我认为中国还有20年左右8%增长的潜力。但这里我讲的是“潜力”,不是说中国会有20年8%的增长。“潜力”和实际增长是有差距的。包括你问的问题是假定我认为有20年8%的增长,这跟我的原意是有差距的。

  林毅夫:

  我认为中国还有20年8%的增长潜力是根据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当然经济增长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它的基础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多在世界最前沿,所以它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自己发明,要发明成本非常高、风险非常大。从过去一百多年的经验来看,发达国家靠这个机制,平均每年增长就在2%—3%之间。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但是世界前沿之内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如果发展中国家懂得利用这个后发优势,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比发达国家高两倍、三倍,就像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连续30多年,平均每年9.7%的增长,靠的这个机制。

  林毅夫:

  现在经过30多年,这个后发优势还有多大?我想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就是我们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还有多大。衡量产业和技术最好的方式是看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因为人均收入水平代表的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而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所蕴含的优势,我能看到最新可以比较的数字是2008年。2008年时,我们平均每个人按照购买力计算的人均平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和美国的差距水平,新加坡1967年和美国的差距水平,相当于我们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和美国的差距水平,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同样的后发优势,在同样的水平之下实现了20年8%到9%的增长。

  林毅夫:

  如果能实现20年8%—9%的增长,那就代表从2008年,我们有20年8%增长的潜力,他们实现的就代表有可能,所以是我们的潜力。当然这个潜力的发挥决定外部因素,决定内部因素,这几年因为国际还没有从2008年的危机当中复苏,我们的出口增长慢了很多,三架马车有一驾跑慢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低于8%。

  林毅夫:

  第二部分,我们过去经济发展非常快,被称为世界工厂,这主要靠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那些中低端的产业。现在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工资增加,这些产业逐渐失掉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没有新的增长动力来源?作为经济学家,大家知道比较优势永远是比较出来的。过去我们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有比较优势是因为工资水平低,资本稀缺。经过这30多年的发展,去年人均收入已经达到7500美元,劳动力成本已经不低,资本也积累的相当丰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还有比较优势。

  林毅夫:

  而且在这里我可以讲五个领域:第一,我们可以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装备制造业,还有向新的电子产业、材料产业、精密仪器,这里面有很多亮点。第二,像互联网有很多新的业态,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快递业务。第三,还有新产业,绿色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传统逐渐失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加工业也可以像微笑曲线两端,可以把这些产业转移到非洲,从GDP到GMP,他们转移出去以后对我们的机器设备、中间部件也创造很大的外销市常第四,即使现在有不少过剩产能,像水泥、钢铁、电解铝,那随着一带一路我们对其他地方基础设施的投资,也会创造很大的市场需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在新常态之下,我们有8%的增长潜力,应该达到今年总理所讲的7%左右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相信我们做得好,会比7%还要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请问陈锡文委员,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了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请问今年农村工作重点是什么?该如何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继续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

  其实今年农村工作重点是什么,你刚才已经讲了。农业农村工作千头万绪,但是总是要针对当前的突出问题提出它的主要任务。今年农业农村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我个人认为就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具体来讲,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好,还是昨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都讲得非常清楚。具体来讲就是要实现三个更加,就是农业要更强,农民要更富,农村要更美。要实现这三个目标任务,今年的一号文件做了整体部署,除了这三方面具体任务怎么去落实之外,还特别强调一定要通过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来给实现这些任务提供强大的动力。同时要加强农村的法治建设,给实现这三项任务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陈锡文:

  之所以说今年要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放在很重要的地位,是基于建设现代农业的要求目标是一致的,也和当前农业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直接相关。我个人觉得,当前的农业农村,尽管我们取得了“十一连增”的粮食产量,但是问题也不能忽视。最突出的就是三个问题:第一,农业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土地租金、劳动力价格、投入品价格、农村购买服务的价格都在节节上升,成本上升就会导致价格不断上升,价格上升就会面临第二个问题,主要大宗农产品价格现在已经高于国际市场,这就构成了很大压力。第三,长期以来,人多地少为了吃饱饭不得不追求粮食产量,对于农业资源给予了太大压力,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对农村环境又造成了问题。解决这三个问题才能保持农村农业发展,所以必须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陈锡文:

  怎么转变,在中央一号文件里已经作出了详细部署。第一,一定要走出一条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业,不能片面地追求产量、毁坏环境,损害子孙后代的发展基矗第二,要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延伸农业产业链,把更多的农产品增加值留在农村。第三,通过改革创新健全农业体系,使它更加具备活力。这些一号文件都有比较详细的具体政策安排。

  陈锡文:

  至于你讲到在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背景下怎么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总理在昨天政府工作报告中非常明确地作出了回答,他说财政再困难,惠农政策也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支农资金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实际上财政困难是相对而言的。去年我们的财政增速减缓,但是总体来说和前年相比还增加了1100多亿元,增幅达到6%。所以国家绝没有到了增加农业投入拿不出钱来的程度。除了财政投资之外还要通过改革创新,还要通过科技创新,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办法来增加农民的增收。

  陈锡文:

  从现在农民收入结构来看,40%左右是来自家庭经营,这里真正来自农业的种植业收入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左右,也就是25%左右。还有40%是来自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还有20%是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所以农民增收一定要多条渠道努力共同促进,除了要发展农业让农民增加收入之外,还要依靠现在这个阶段的特征,通过工业化、城镇化的带动,让更多的农民能在非农产业中有就业的机会,有更好的收入。相信按照这些中央一号文件的安排,按照总理昨天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安排,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保持农民的收入增长还是很有潜力的。

  中央电视台记者:

  请问李毅中委员,最近有一种议论或者论断,说中国现在的工业发展正在面临着边缘化和空心化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境态。这对于中国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一个目标来讲有什么样的影响?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党组书记李毅中:

  说到工业,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的重要任务也是全面小康的支撑,改善民生的基矗刚才你提到的这两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首先讲讲脱实向虚,由于我们受到一些西方经济的影响和自身工作上的一些缺陷,一段时期确实出现问题,表现在资本转移了,生产力要素也流出了,人才也有流失的现象,就业企业的效益也不是那么高。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前几年就做出了要大力支持发展实体经济的决策。

  李毅中:

  这几年无论是在财、税、价,特别是金融、产业政策,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个现象已经有所好转,见到了成效。我注意到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三个地方讲到了实体经济,特别强调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我想这个问题会逐渐改善的。

  李毅中:

  说到所谓边缘化的问题,首先工业确实够大,去年数字显示,它的增加值是22.8万亿,但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非解决不可。因此,工业面临着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问题。比如我们采取的措施,淘汰落后,化解过剩,产业转移,以至于工业企业的退城进园等,这些措施都是工业自身结构的调整,并不能看成工业的弱化。另外我坦率地讲,二产为三产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产品、商品,提供了服务对象。所以二产是三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发展三产并不意味着二产的退出,所以这个关系要处理好。

  李毅中:

  至于生态文明建设,工业上确实占了全社会能耗的70%,也是主要污染源,所以我们工业界要进一步节能减排,调整能源结构,保护生态环境,把欠的账补上,把这个工作做好。但是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忽视了或者放松了对工业的重视和投入,以至于它边缘化,那就脱离了中国的国情。通过学习政府工作报告使我感到振奋的是,总理用了很长一段讲制造业,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这就体现了我们中央国务院对工业的重视,对制造业的重视。

  李毅中:

  因此工业化是个历史进程,美国、欧盟国家都经历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2020年才基本实现工业化,我认为工业的主导作用要充分发挥。一、二、三产要协调发展,四化要同步发展。我觉得工业承担着两个百年重任,学习总理报告也加重了我们的紧迫感和任务感。

  香港商报记者:

  请问杨凯生委员,在经济新常态下,您觉得金融的风险会不会增加?很多人都会担心会再次发生金融危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您是银监会的顾问,请问银行业方面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尤其是现在互联网金融这么热的情况下,需不需要做一些特别的监管?传统银行业应该怎么应对这个挑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

  谢谢你的问题。我知道现在有不少朋友,包括媒体朋友和专家学者、业界朋友都很关心中国银行业的风险问题,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挺大,在这个时候中国的银行业到底风险怎么样,甚至我注意到你还用了一个词: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经济发展方式要进一步转型,经济结构会进一步调整,增长速度确实也会从过去的高速转向中高速。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势必会有一些企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它要去产能,比如说它不太适应市场的需要,甚至要退出市场等等。那这些企业显然会降低甚至丧失还本付息的能力。从银行来说,作为债权人,当企业还钱能力下降的时候,对银行方面来说,贷款要按期足额收回的压力就大了,也就是说不良贷款会增加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些朋友的担心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

  杨凯生:

  比如说2014年,据我了解,中国的银行业不良贷款大概上升了2500亿左右。大家一听,这个数字非常巨大了。但是我想说,这是相对于中国银行业86万亿的贷款总额而言的。因此,实际上到去年年底,据我掌握的数字,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也就是1.25%,还不算太高。当然,它比前年有所上升,前年是1.03%,现在是1.25%。上升了,怎么看?我想再说一个数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的,英国一个著名杂志叫《银行家》,去年曾经对全球30家大银行的资产质量进行过统计分析和排队,30家大银行把中国的几大银行去掉,剩下20多家大银行,它们的平均不良率是3.96%,其中有一家很著名的零售银行,一度它的市值曾经上升到全世界所有金融机构中的第一名,它的不良率超过5%。也就是说和国际同行业相比,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仍然是偏低的,或者说资产质量水平仍然是比较良好的。

  杨凯生:

  下一步,今年经济增长压力也很大,甚至困难比去年还多,那今年形势怎么样。这恐怕要看银行抵御、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是怎么样的。这里有两个主要指标:一个是中国的银行业目前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也就是说针对不良贷款提取的拨备和不良贷款相比是多少。我告诉大家是230%,也就是说每一块钱的不良贷款,现在银行已经准备了2.3元钱放在前面,即使这一块钱一分钱也收不回来了,还有1.3元的富余。中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也是达到巴赛尔要求的,目前是13.18%。更重要的是中国资本充足当中,核心资本比率是超过10%的,这在国际同行中又是领先的。所以目前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确实比过去有所上升,但是针对于银行的整体资产来说,不良率还是比较低的,同时它们抵补未来可能出现新的风险的能力还是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空中国银行业似乎不必要,唱空中国银行业更没有什么道理。

  杨凯生:

  在新形势下,比如说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业带来什么冲击,讲到互联网金融,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这个问题,提到互联网金融这个问题时,总理用了一个字叫异军突起,讲到下一步时提出了明确要求,叫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我觉得这句话阐述的很全面,别看是短短的一句话,既有工作的要求,就是要促进。又有一种希望和期待,就是要健康发展。所以我想互联网金融,无论是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来开展自己的业务,还是互联网企业通过互联网来涉足金融业,我相信在把控风险和进一步认识它的规律的前提下,在加强监管前提下,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杨凯生:

  我很高兴地看到,通过这一两年来的快速发展,我感到银行也好、监管机构也好、互联网企业也好、社会公众也好,对互联网金融的认识比一两年以前更全面、更理性了,这是对互联网金融下一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我想商业银行会很好地顺应这个潮流加快发展,商业银行无论是电商平台、信息和客户之间联系平台,甚至通过这个开展一些信贷业务,我觉得都在往前推进,而且都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新华社、新华网记者:

  请问常振明委员,现在国企改革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但是当前社会上对国企有很多看法,比如效率低下等,您对此怎么看?您认为今年的国企改革如何深化?

  全国政协委员,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

  谢谢你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身在国企,真的不能把效率低下这个词和国企划等号。比如2003年,我们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一共有11家,到2014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有92家都是国企,这也是国有企业全球实力的重要体现。另外,在评价效率的时候,除经济效益以外,还应该考虑到社会效益,有些行业,比如高铁、石油、电信主干网、北斗导航、大型运输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都是具有投资大、社会影响大、回报期长的特点,所以需要国企来完成。所以国企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常振明:

  随着我国市朝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企、民企等会有一个自然分工,有些领域是适合国企干,有些领域是适合民企干。

  常振明:

  另一方面,做大、做好和做强国有企业也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我国国情决定的。36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一谈到企业就都是国企,所以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企业的基因是国企。现在国内企业都是按照公司法注册,实际上在注册时并不分国企和民企。如果要给国企下一个定义,我理解企业有个行政归属,归国资系统管的就是国企。当前,国企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不可否认。主要是两类问题:一类是自身管理问题,一类是体制机制带来的问题。自身管理问题关键是要建立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另外按照国家的要求,比如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另外按照中央纪委的要求,反腐倡廉作为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此外,建立透明的考核机制等等,这是自身管理问题的方面。

  常振明:

  体制机制带来的问题需要深化改革进行解决。今年在国企改革的内容我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政企分开,就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由管资产到管资本,因为资本是有属性的,资产是属于企业法人的,这样做可以给企业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国家通过资本纽带行使管理的权利。二是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提出的,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分类进行改革。实际上国企千差万别,需要界定它的功能。我理解主要是明确公益性企业应该更多的侧重社会效益,而竞争型和商业类的国有企业更多侧重于经济效益。另外,根据它们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考核机制和标准。

  常振明:

  当然,竞争型和商业型国企,既然要在市场上竞争,就需要严格遵守市朝的淘汰和退出机制。国家也可以根据资本的收益率对国有资本进行优化和配置。三是挖掘各类资本的潜力和活力,有序推进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另外,要采取市朝人才激励约束机制,体现企业管理者的市场价值也是十分必要的,尽可能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行效率。这是今年深化改革的主要三方面。我相信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使企业国际竞争力能进一步加强,释放出更大的活力和动力。

  人民日报、人民网记者:

  请问贾康委员,我们都知道去年我国财税领域出台了众多改革举措,对于完善国家治理、促进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您认为未来我国财税领域改革的重点是什么?难点又在哪里?谢谢。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党委书记,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

  谢谢提问。确实我们国家财税改革是我们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形成了关于全面改革的决定之后,我们看到财税改革是率先得到了政治局的会议对于方案的批准,等于是全面改革的“开场锣鼓”。它的意义是我们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它是基础支柱、全面改革的支撑。从已经得到的信息来看,财税配套改革的总体设计还是相当清晰的。

  贾康:

  财税改革要继续深化,现在面临三大领域的改革任务:首先是预算改革。内容很丰富,我非常简要地勾画一下预算改革里涉及到的一些重要事项。我们预算的公开性、透明度要明显提高,透明度提高实际上就是让老百姓有知情权,质询权、建议权、监督权,是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领域民主法治建设的切入点。同时还要求完整,我们明确提出全口径预算,所有政府财力必须进入预算体系,不准许再有预算外资金概念,这是很明确的原则。再有,预算体系还要具体合理的形式,我们现在在预算体系里明确要有一般公共收支预算、资本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大家都关心的比如土地批租收入要进的基金预算,这四个相对独立又要协调成一个体系的预算已经清晰化。我们的预算在改革中间还必须编制中期规划,从今年开始,中央级的预算一编要三年,我们称为三年滚动预算。还有一些技术的配套,必须引入权责发生制,各级政府都要编制覆盖表等等。

  贾康:

  另外,预算在运行中间要取消过去所说的重点和一些指标的挂钩,意图是什么?仍然成为三农、科技、精神文明等等是重点,但是这个重点并不是简单的和某个指标挂钩,在承认重点的同时,在整个预算盘子更好地实现科学统筹协调。我们还必须在转移支付方面做制度改进方法的优化,也有一系列明确的要求,比如说扩大一般转移支付的比重,压缩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专项可以交给市场的项目要退出,不能再要求地方政府给专项资金做资金配套,因为在很多情况下逼着政府在配套上弄虚作假,反而带来紊乱。

  贾康:

  还有就是地方债,我们在改革里面所考虑的地方债怎么样开明渠、堵暗沟。今年在地方债里有阳光化、非常透明的一套安排,原来的地方债已经形成的隐性负债要逐步消化掉,隐性负债很大一部分要置换成比较长期的、低成本的规范债务,这都是预算改革的内容。还有一些就是执行要更加规范严格,加快执行进度以及跟预算相关的税收的优惠政策要清理优化。

  贾康:

  第二大财税改革领域就是方方面面的税制改革,这里已经在方案里突出了六大税改任务。已经推进的“营改增”改革,按照时间表要争取全覆盖,这样一来,中国以后整个统一市场上的金相抵扣链条要打通,更有利于企业专业化细分,公平竞争,也在配合着结构性减税,并推进打造升级换代的中国经济升级版。

  贾康:

  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已经在去年12月1号作为代表事项启动的资源税改革,也是政府手里增加的一个很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这样存量变存价的改革,要扩大覆盖面。还有就是消费税,在今年应该听到它的方案信息的披露,在这方面优化它的设计,使消费税能给地方政府提供一部分有分量的财力来源。除此之外,方案里的税制改革明确规定,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以及要推进以环境方面的费改税为第一阶段重点的环境税改革。这两个税种改革主要是完成立法先行的过程,立法过程可以拭目以待。

  贾康:

  还有一个改革是原来已经有的个人所得税的税法,明确要在这个年度里加快研究它的方案,在条件成熟时启动新一轮关于个人所得税税法的修订。

  贾康:

  还有第三个领域的财税改革任务,这就涉及到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怎么理顺事权关系和财力分配关系。比如收入划分,在给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匹配做制度优化方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另外也有一些比较逐渐理清的体制设置问题,比如说事权方面,投资权怎么样进一步清晰地形成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界定,很多研究者提出地方政府从长期来看,应该退出一般竞争性的投资领域,这个以后是不是可以清晰的列入事权明晰单。还有司法管辖权的优化,已经在改革过程中。

  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

  请问陈锡文委员,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审慎开展农村土地征收,还有集体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等等改革工作,关于农村土地流转方面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因素?

  陈锡文:

  因为现在有一些概念大家在使用时不是太统一,比如说刚才讲到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土地流转之间是什么关系,可能个人有个人的理解。我自己是这样认识的,你刚才讲到土地征收、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农村土地流转,中央已经正式发出了文件,在全国选择了33个县级单位进行改革试点,这些改革试点都涉及到要突破某些现行法律的条款,国务院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求,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试点的需要,授权在这33个试点县的范围内,在一定时间内调整这些法律条款的执行,这项工作已经部署完了,现在正要开始搞试点。试点的期限是从现在开始到2017年年底,将近三年时间。

  陈锡文:

  通过试点之后,最后确定暂时突破的那些法律条款,允许他们暂时不实行的在三年之后要进行综合评估,是不是更加符合我们的实际需要,更加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如果是这样,那就要修改现行的法律条款。回过头来,如果综合评估的结果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那就继续恢复实行现在的条款,这是刚才讲的三项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部门已经做了部署,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去年年底发出71号文件,已经作出了具体部署,具体在哪些县试点,报纸都已经登过了。

  陈锡文:

  你刚才讲到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在现行的学术界、理论界或者农民中间用得比较多的是指农户承包土地租赁权租给别人使用,这个叫流转。你也知道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的61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发展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这个是和流转连在一起的。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为了促进土地流转,因为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外出务工经商,家里土地就撂荒了,那鼓励他向其他有能力的主体使用,现在这个成效不断显现。

  陈锡文:

  第一,有关部门在全国开展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工作,从省级情况来看有三个省,山东盛安徽释四川省,这三个省是全省开展试点。实际各地都有比较强的积极性,据我了解,大概95%以上的有农村的县级单位都在开展试点。大概三分之一以上的村庄和三分之一以上的乡镇都在开展试点。大概已经有3.4亿的土地给农民办法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种情况下,土地流转也在加速。根据有关部门在去年6月底的统计,全国农村大概流转的土地经营权总面积是3.8亿亩,占到28.8%。把土地部分和全部流转给人家使用的农户接近6000万户,占全部承包农户总量的26%,这个进程逐步向前推进。

  陈锡文:

  当然我们现在要避免的就是避免随便瓜分,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因为农民流转土地一定有自己的考虑,如果他觉得自己务工经商有更好的收入,愿意把土地流转给别人,如果他没有更好的收入,你强制他流转,某种程度就剥夺了他的权利。所以在三中全会决定的指引下,特别是在三中全会之后,中央非常明确的提出,农村耕地要实现三权分置的方式,就是明确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和稳定农户的土地承包权的基础上,要让土地的经营权能够搞的更活,能够流转。有了这个制度之后,农民可以依法自愿有偿的流转土地。

  陈锡文:

  从目前来看,前几天刚公布的统计公报中很明确的指出,我们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4.77%,还有45%的国民常住在农村,这个数量接近6.2亿人在农村。短时期内让他们都到城市去是不可能的,所以相当多的农民还要在农村生产和生活。现在出现的土地流转到底怎么评价,是快了还是慢了,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去年外出就业农民工总量将近1.6亿多人,农村整个劳动力是多少呢?大概5.4亿。所以大约有30%左右的农村劳动力到外地去就业了。所以现在流转的土地面积是多少呢,28.8%,基本是吻合的。所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稳步突进,我们又对推地的流转给予相应的法律保护和制定相应的政策,让农民自己去做选择,在这个基础上,一定会逐步扩大土地流转,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反过来如果拔苗助长,反而会生出你不想要的那个结果。

  美国侨报记者:

  我们注意到中国有一带一路的外向型经济政策,又被很多人称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请问一带一路会对世界带来什么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之间会不会出现一些摩擦关系?

  厉以宁:

  从上海自贸区的经验来看,关键是制度创新,它要复制一批可以推广的模式供大家来用。所以丝绸之路海上、陆上的一带一路都是在上海自贸区的影响之下能够发挥自己作用的。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三点:第一,贸易和投资是并重的,不是单纯的为了贸易,也不是单纯的为了投资,适合于投资的就投资,适合于开展贸易的就贸易。第二,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什么作用呢?比如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条带实际上有很多基础设施要做,我们把基础设施能够搞好,这对整个路线将来的畅通是有好处的,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同样如此。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跟沿线国家更好的合作,更好的谅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也考察到一个新的情况,过去老以为连云港是最好的通向中亚、东欧、西欧的路,但是最近发现了,重庆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利用了长江水道,这条水路使成本大为降低。所以一定要大家拿出相互信任、诚意出来,这样一带一路一定能搞得好。

  张秋俭:

  感谢各位对全国政协记者会的支持,最后一个问题给香港媒体。

  香港中评社记者:

  非常感谢主持人,这个机会非常来之不易。我的问题请问常振明委员,我们知道中信集团是一个非常大的金融集团,请问香港的未来如何配合我们国家的发展规划,进一步提升加强它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常振明:

  给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这个公司整个搬到香港去上市了。今天是因为政协的记者招待会,有些关于本公司的情况,我们底下再说。我们既然到了香港,香港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也希望公司能为香港作出更多的贡献。我们对香港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

  张秋俭:

  谢谢常振明委员。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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