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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四十年:12大经典镜头述说资本市场变迁

    2018-12-19 08:23:07 来源:财经天眼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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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分田到户”,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走上舞台,大量国有企业试水股份制,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始萌生……可以说,中国这四十年间的改革开放史,就是资本市场史。

      从广义的资本市场而言,改革开放至今短短的四十年间实现的远远不止从无到有,我国目前债券规模超过八十万亿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三,沪深两市3583家公司上市总市值超过四十五万亿位居世界第三,期货、衍生品的种类在不断增加,发展速度可以用“奇迹”来形容。

      但对于狭义的股票二级市场来说,尽管指数的重心在不断上移,但“熊长牛短”的市场赚钱效应极差,这其中混合了政策、历史路径等多重原因。几日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奠基人之一王连洲老先生对天眼君用八个字描述了中国股市存在的问题——“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本文试图从资本市场的发展轨迹中进行解读。    1

      资本市场萌芽

      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一枪”在1980年打响。

      20世纪80年代初,抚顺红砖一厂需要筹资1800万元扩增生产线,中国人民银行抚顺市分行抚顺办事处负责信贷计划的胡颂华向市建委、市人行报告,要求发180万元股票来解决。当时有人认为发股票是资本主义,但是抚顺市政府、市建委觉得此法较好,建议为红砖二厂一起再代发100万元股票。1980年1月1日红砖股票正式发行,很快被认购一空大获成功。    紧随其后,1981年我国首期国库券发行,1983年以央企、国企为发行主体的企业债出现,中国的债券市场也实现了“零的突破”。可以说,“红砖股票”和首期国库券的发行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建设跨上了新的台阶。随后的几年间,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国企发行股票、债券的现象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上海“飞乐音响”的股票发行,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号。1984年11月18日,上海飞乐音响以每股50元,公开发行1万股。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的11月纽交所董事长范尔霖访华,邓小平曾向范尔霖赠送了一张“飞乐音响”的股票,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后来延中实业、深宝安、北京天桥等公司的股票陆续面世,一级市场初具雏形。    而隐患也在此时埋下,王连洲和天眼君说:“当时国有企业发展亏损积累的很厉害,股票市场是为了填这个坑,用社会资金、投资者资金来填坑,再指望它有多大的创利性,就很难要求了,资金都被用来填大坑了,有什么能够盈利呢?股票市场基础薄弱,不能要求太多。” 正是所谓的“先天不足”。

      2

      二级市场的诞生

      随着股票和债券发行规模不断扩大,只有一级发行市场已经无法满足需求,投资者进一步交易的需求催生了二级市场,1986年沈阳开始试办企业债券转让业务,同年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开办股票柜台买卖业务,至此由一级、二级市场组成的资本市场体系初现雏形。

      证券交易很快成燎原之势,1987年9月,我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成立;1988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政府债券交易试点,全国61个大中城市开放了国库券转让市场;同期国务院批准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为农村改革股份制试验区,我国第一只公司型、封闭式基金——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创立;同年5月,我国第一家产权交易市场在武汉成立运营。    股票和债券的柜台交易陆续在全国各地出现,二级市场初步形成。1990年国家允许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建立证券交易所,两个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于1990年12月、1991年4月先后成立,我国资本市场建设拉开了新的一幕。

      然而,一直以来中国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都存在发展失衡的问题,一位资深的公募基金经理和天眼君闲谈时表示,中国的金融制度主要是以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所以债权规模远大于股权,“债权是优先级,股权是劣后级,两人坐在悬崖边上,劣后级肯定坐在外边而优先级坐在里边,在中国优先级力量太大就像个胖子,劣后级则相对比较瘦,胖子一挤瘦子就会掉下去。而美国相反,是胖子坐在悬崖边上,瘦子挤不动。”所以面对风险时,A股比起美股更加脆弱。

      3

      倒债券的“杨百万”

      曾登上《时代杂志》时代杂志的杨怀定人称“杨百万”,他的发家史就与中国早期资本市场息息相关。    1988年4月,从国企辞职的杨怀定注意到《人民日报》报道“经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地内的公民可以自由买卖国库券”,当时全国有六个城市开放买卖,离他所在的上海最近的便是安徽合肥,他从报纸上发现在上海100元面值的国库券卖102--103元,而合肥的同种国库券只卖100元。

      杨怀定从银行里取出了全部存款2万元,并又从亲友处借了9万元,连夜坐了13个小时火车赶到合肥市工商银行购买了10万元国库券,次日返回上海卖掉,第一桶金便挣了1060元,当时上海工人人均收入仅两、三百元每年。

      1989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通过降息增加市场资金投放,7月的一天杨怀定听到新闻后觉得股票肯定会涨,于是第二天就去买了面值100元的真空电子股票2000股(相当于现在的20万股),半年过后100元的"真空电子"涨到2200元,杨怀定真的发了家。

      图:1992年人们露宿街头排队购买债券

      4

      股市搞不好可以关

      1992年邓公在南方视察时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邓公的南方谈话解开了资本市场的束缚,成为了发展的转折点。1992年资本市场开始了第一轮扩张:国债发行逐年迅速上升;股票发行募集资金额从1992年的94.46亿元增至1999年的877.86亿元,1992—1999年,年平均首次发行家数达120家。

      如同其他行业一样,资本市场在经历了初期的野蛮生长之后乱象丛生,1992年的另一件大事便是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的相继成立,形成了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证监会自那时起成为市场的主要掌舵者至今。

      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是中国资本市场奠基人之一,苏联留学归来后他履任从央行到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到证监会,始终致力于"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资本市场的道路",而邓公的南方谈话代表着他的理想在中国得以实践。在刘鸿儒的任期间证监会先后推出《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为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    5

      九十年代末往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资本市场有着不少往事,其中1995年的“327国债事件”和1999年的“5.19行情”无疑是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民间将“327国债事件”称为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证券业教父之一管金生率麾下万国证券与财政部下属的中经开在代码327的国债上做对手盘,中经开疑似提前得知财政部加息的内幕消息因此做多,而管金生则力主做空。1995年2月23日,盘中债券价格飙升万国证券面临数十亿巨亏,收盘前几分钟管金生孤注一掷在保证金已然不足的情况下疯狂砸盘。最终上交所取消最后八分钟的成交,时任上交所主席尉文渊因监管失察而无奈请辞,而直接参与者管金生后来因受贿和挪用公款入狱17年。

      1995年3月周道炯出任证监会第二任主席,上任后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 “327国债事件”的后续处理,上海证交所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将最后8分钟交易无效使得部分追随万国交易的期货投资者遭受惨重损失,其中一些直接到证监会讨说法,受此风波当年5月证监会宣布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这一事件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中国证券市场十年无金融期货品种,股指期货到2010年才正式推出,而新的国债期货仿真交易到2012年才推出。周道炯于1997年5月卸任,任期仅两年多在证监会历任主席中第二短,他笑称自己是“救火队长”。

      1997年5月周正庆兼任证监会第三任主席,彼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A股低迷,他主张积极治理股市,组织撰写并向中央政府提交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规范证券市场发展若干政策的请示》,直接促成了著名的“5.19行情”。1999年5月19日股市开启了一波延续两年多的行情,当时随着清理整顿场外交易市场、开辟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科技股引领大盘持续爆发,上证综指接连突破整数关口一度触及2245点。

      6

      庄家的天堂

      千禧年前后的中国资本市场是庄家的天堂,彼时中国股市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做多,庄股正是迎合了散户的需求才得以快速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德隆系”和“庄家吕梁”。

      1997年唐万新麾下的新疆德隆控制了新疆屯河、合金股份、湘火炬三家上市公司,被称为“德隆系”,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三家上市公司的股价均上涨超过十倍。其操作手法是通过不断地对外并购炒作股价,同时操作各种非法渠道获得的资金配合“坐庄”,从股价的上涨中获利,但最终因为真实业绩无力支撑金融扩张所需的资金在2004年崩盘。

      吕梁是A股历史上的另一位“超级庄家”,其从事财经记者起家,1992年他与朱大户(朱焕良)相识。1996年前后股票坐庄风起,吕梁和朱大户都按捺不住了,朱大户盯上了康达尔,到1997年朱大户囤积了5843万流通股,占到康达尔流通股的90%,此后二人正式合作,朱大户将部分持股转让给吕梁,而吕梁则利用其记者身份在媒体上大肆鼓吹康达尔,股价一路飙升到40多元/股,两人初尝胜果。    但在2000年2月两人操作另一只股票中科创业时,朱大户违背约定提前套现,致使“中科系”内部老鼠仓发生,2000年12月日开始,高傲了将近两年的中科创业连续9个跌停,50亿元市值烟消云散,“中科系”轰然倒塌。此后吕梁下落成迷,有人说曾在加拿大看到过他和朱大户。

      随着证监会的监管趋严,2002年增设了专司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查处的机构,大规模的“坐庄”逐渐在A股销声匿迹,但至今市值较小的个股中仍不乏被高度控盘者。

      7

      “赌场论”和“推倒重来论”

      2000年2月24日,作为“中国整体改革理论”主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周小川出任中国证监会第四任主席,作为市场派的典型代表,他上任伊始就表示证监会应该当好裁判员,不偏向、不下场。严加监管,打击黑幕是他的主要功绩,通过伪造出口虚增利润的“世纪大牛股”银广夏就是在他的任期中覆灭。

      在周小川的任期内,“赌场论”与“推倒重来论”的争议对中国股市影响最为深远。2001年1月,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媒体上批判“中国股市很像赌场,甚至比赌场还不如,赌场里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有些人可以看到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和操纵”。同年9月经济学家许小年称“希望指数跌到较干净的程度,然后再塑一个健康、完美的市场”,被人称为是股市“推倒重来论”。

      2001年2月11日下午,厉以宁、董辅、萧灼基、吴晓求和韩志国五位经济学家在北京开会批判“赌场论”,将争议推向高潮。股市种种是非也成了2001年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时任总理朱镕基记者招待会上的头号问题,占到所有提问的21%,而且都是国外记者发问。

      8

      股改与股灾

      然而当时对于朱总理更棘手的不是资本市场是不是赌场、要不要重来,而是国有股减持的问题,之前11年积累的国有股存量到2001年6月30日已达到1,786.06亿股,占8,943.63亿存量总股本的42.23%,股份只有流动起来才有价值,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

      关于国有股的问题,在创建中国股票市场伊始,基于对上市公司流通股比例过高会使国家失去企业控股权的担心,设计了国家股、法人股、公众股和外资股并行的股权结构,其中公众股、外资股为流通股,国家股、法人股为非流通股。这种同一上市公司股份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股权分置状况,为中国内地证券市场所独有。

      早在1999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上,就已首次提出“选择一些信誉好、发展潜力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不影响国家控股的前提下,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所得资金用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这标志着国有股减持工作正式启动。一个多月之后的7月26日,国有股减持在新股发行中正式开始。

      市场却对此并不买账,6月14日即国有股减持启动的第三天,沪指创出2245点的高点, 持续两年多的“5.19行情”就此结束,大盘连续下跌,施行不到三个月的国有股减持被紧急叫停。有人说当时周小川并不赞成国有股减持计划,当然他也没有再为此烦恼,2002年底他离开证监会重归央行。

      2002年12月,尚福林出任证监会第五任主席,尽管国有股减持的第一次尝试不算成功,但仍是必须解决的第一要务,他将国有股减持完善为“股权分置改革”。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协商机制,来消除A股市场股份转让制度性差异,使得非流通股最终实现上市交易,解决“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的问题。

      2005年8月23日,中国证监会、国资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联合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9月4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股权分置改革进入全面铺开阶段。

      从历史角度来看“股改”是必要的,但从结果来看对于可能对市场造成的影响估计不足,2008年股灾便被认为和“股改”不无关系,大量非流通股在改革后进入二级市场却缺少资金承接使得市场难以消化。

      从2007年10月16日“历史大顶”6124.04点开始的下跌直到2008年10月28日“历史大底”1664.93点出现才结束,长达一年的时间里A股屡现百点大跌,期间政府主导救市资金入场,汇金、国企轮番增持,但都未能奏效。最终A股七成市值蒸发,22万亿飞灰湮灭,户均亏损13万元,当时北京平均房价也不过一万出头,“开着宝马进市,骑着自行车回家”的段子不胫而走。

      王连洲所提的“后天失调”,便是指作用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某些政策,实施前对其正面或者负面效应缺乏充分的论证,最终引发资本市场动荡。随着“股改”的开始,中国资本市场进入“改革”的时代,此后动荡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9

      游资大时代

      在证监会忙于资本市场改革的同时,一股被称为“游资”的势力逐渐在股市成型,它们诞生于庄家覆灭后,虽然二者的共同点都是通过大量资金操盘,但坐庄往往需要长线操作,而游资则是寻找热点题材快进快出。

      游资崛起是在2006年-2007年A股历史上的第一波疯牛中,游资和机构首次联手做多市场,以基金为首的机构们主攻蓝筹,游资挖掘题材股进行炒作,这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权重搭台题材唱戏”,机构偏好蓝筹,游资炒作题材,一直持续到今天依然还是这个情况。在这波行情中,市场第一批游资完成了原始积累。

      传闻,绰号“盟主”的游资大佬章建平在2007年的牛市中个人资产一举突破20亿元,但他未能逃顶,在2008年的股灾中,多次补仓中信证券无果后选择割肉,亏损超过2亿元。章建平早年经营家电生意,1996年5万元入市,2000年就赚到3000万元,其通过炒股积累过百亿资产,一度年交易额达到700亿元,一个人便能撑起一家证券营业部,留下过北辰实业、招商轮船等经典案例。

      近年来章建平横跨一、二级市场,在连续踩了乐视网、中兴通讯等大雷行事风格转低调,有人传言已经洗手,但今年中他全家上阵举牌海利生物2个月股价已经翻倍。近期还在市北高新的炒作监管中暴露了常用席位,证实其仍活跃在一线游资当中。

      “八年一万倍”的新生代游资赵老哥没能赶上2007年的疯牛,反被2008年的熊市挠了一爪,当年他带着父母给的数十万资金入市惨遭腰斩仅剩20万元。不过这只是他传奇的开始,其个人财富此后呈现几何式的增长,2014年达到千万规模, 2015年动用高杠杆参与中国北车、南车重组的炒作账户资金一举10亿元,当天他在股吧发布了著名的帖子 “八年一万倍”,游资“一哥”孙国栋(孙煜)等纷纷留言祝贺。

      股票短线交易本质和期货无异,是有人赚便有人亏的“零和博弈”,属于投机而非投资。随着近年来的持续严打,孙国栋炒作贵州燃气被罚、章建平被点名,股票连板频频遭遇“特停”,游资的大时代正在过去……

      10

      十一年“怀胎”创业板

      创业板的设立是尚福林任上的另一件大事,尽管2009年创业板才正式设立,但概念早在1998年就已被提出,时任科技部副部长的邓公次女邓楠多次赴香港考察创业板后认为,中国科技企业要靠资本市场支持,内地创业板的概念第一次被提出,同年经济学家成思危也建议设立创业板。

      但随着1992年纳斯达克泡沫破灭,设立创业板的事情又被搁置,此后几经波折直到概念提出的十一年后,2009年创业板才姗姗来迟,是尚福林在任时的另一件“大事”。

      对于创业板成功与否的讨论堪称A股近十年历史中争议最大的一件事,学者说它完善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专家认为它没能实现扶助高科技企业的目标,散户把它当成了一夜暴富的乐园。随着“科创板”的成立近在眼前,这一结果似乎有了答案。

      回看当年创业板的“二十八星宿”,其中的神州泰岳、南风股份、中元股份、吉峰科技、金亚科技都早已破发。南风股份董事长掏空公司跑路、金亚科技财务造假即将退市;天海防务、鼎汉科技股价涨幅跑输保本理财;华谊兄弟董事长王氏兄弟热衷以“奇葩理由”套现,频频引发争议。它们是整个创业板的缩影。

      在惊人的扩张速度下,创业板的上市公司从最初的28家增至734家,自2016年股市扩容加速之后,755只新股中有242只在创业板,两年多创业板的公司数量增加了49.19%。

      而与此同时的是,创业板在今年10月份跌破1200点时市盈率一度低至27倍,较2012年585.44点大底时更低,扩容过快的问题在创业板凸显。

      11

      市场的改革者

      “都说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但上了车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轻易停车。”——刘鸿儒。

      “搭好”创业板的尚福林2011年功成身退,结束了近8年的任期,他是证监会最后一任“常青树”,其继任者郭树清、肖钢都未能在任超过三年,因为市场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正是刘鸿儒所说的“改革者”。

      2011年10月上任的证监会第六任主席郭树清在位仅500多天,成为任期最短的主席,但其间他发布了通知、规则多达70条,“7天一新政”成为了他短暂任期的标签。郭树清是唯一明确提出将散户不适合炒股的证监会主席,2011年12月他参会时表示,“低收入人群和以退休金为主的人群就不太适宜参与其中”,引发巨大争议。2013年3月份在他下课前几天,证监会连发十文件,松绑基金、券商,一度被市场笑称为“告别礼”。在郭树清的任期中创业板指创下历史最低585.44点,沪指下跌跌幅7.88%。

      2013年3月证监会第七任主席肖钢上台,在他不到三年的任期中中国股市迅速完成了一轮“牛熊转换”。2015年6月12日,这段长达482个交易日的慢牛在沪指5178.19点达到顶峰,肖钢隔日在电视节目中表示“‘改革牛’成立,市场不差钱”,然而就在一个交易日后市场拉开暴跌的大幕,不到半年时间股指由5178.19点跌至2850.71点,25万亿市值灰飞烟灭,户均亏损24万元。2016年初,市场刚在大跌中站稳,“熔断”又给予沉重一击,2016年1月7日A股仅用时15分钟便熔断收盘创下历史记录,很快肖钢黯然下课。

      客观来说,肖钢提交人大审议通过的注册制被认为影响深远,完善退市制度、开闸沪港通引入外资、推行新三板等政策也都意义重大,但其2015年“查杠杆”直接导致了股市崩盘,2016年初的“熔断”更未经周全考虑便匆忙上马为市场带来“横祸”。

      改革就意味着变化,无疑市场变好还是变坏是决定证监会主席任期长短重要因素。

      12

      “村长”刘士余

      每个时代的掌舵者都有着鲜明的印记,2015年股灾后者的A股动荡不安,2016年3月被人亲切称为“村长”的刘士余出任证监会第八任主席,其“强监管”的鲜明作风令市场褒贬不一。

      2016年12月,“宝万大战”缠斗正酣,上任6个月的刘士余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代表大会上脱稿发表了著名讲话,“这里我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

      “妖精论”平地起惊雷,当晚姚振华紧急从深圳飞赴北京请罪,之后宝能偃旗息鼓如今已退出万科,姚振华亦较过去低调许多。

      事实证明了捉妖不只是针对宝能,结束“游资大时代”的也是这位“老村长”,而引发的后果便是缺少了活跃游资的次新股逐渐沦为了“刺心股”,市场对打压活跃炒作资金颇有微词。

      老村长对于IPO的态度也受到市场关注,尽管注册制已经通过人大常委会批准,但目前尚未有实施的迹象,取而代之的是大发审委制度和传闻中提高的“隐形门槛”(注:市场此前传闻上市门槛受窗口指导悄然提高,但事后证明并不存在)。

      在2017年2月老村长提出“2-3年内解决IPO堰塞湖”,除了上会、过会的速度加快以外,还提出了绿色通道等政策扶持“独角兽”上市,于是在指数接连下跌中工业富联、宁德时代、迈瑞医疗等庞然大物“插队”登陆A股。却未曾想工业富联很快破发,“独角兽”引得市场怨声一片。

      除了“独角兽”加速上市,监管层还曾计划通过CDR让阿里、小米等公司回归A股,甚至在小米赴港上市前CDR就已计划在A股发行,但因为市场波动一度暂缓。时至今日小米仍下发行价以下,一众中概股在美股的动荡中高位回落,CDR的事再无人提起,当年用于承接CDR募集的千亿基金一度沦为债基。

      A股是否扩容过度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其就是跌跌不休的罪魁祸首。天眼君统计,近十年间A股的上市公司数量增加了127.08%,市值上涨了165.41%,同期美股的扩张幅度远远小于A股。

      今年10月14日,刘士余在与股民的座谈中表示,春天已经不远了。

      结语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相信进入“不惑之年”的资本市场,在大浪淘沙过后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希望这一天来的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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