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今年已是第27个年头参加全国两会了。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前沿新兴氢能、新材料、创新药等产业发展，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开辟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新赛道。开展“人工智能+”行动。

时代周报获悉，蔡继明为今年的全国两会带来了《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与提升传统生产力协调推进》《关于增强优势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土地保障能力的建议》《关于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住房门槛的建议》《关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建议》四份建议。围绕这四份建议的内容和相互关系，本报记者与蔡继明教授展开了如下对话：

时代周报：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新质生产力显然成了社会关注度最高的热点问题，而在你的四份建议中，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建议也排在首位，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新质生产力？

蔡继明：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在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就是以数据的收集、处理、存储、传输为劳动对象，以知识创造、技术创新等为主的智能劳动者，以传感器、移动通信、网络、软件、计算机、集成电路、互联网、物联网等智能工具等为劳动资料，以人工智能(A)、区块链(B)、云计算(C)、大数据(D)等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生产力。培育和发展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正是实现高质量创新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时代周报：为什么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提升传统生产力要协调推进？

蔡继明：承载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都是高度数字化和自动化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随着新兴技术和数据要素大规模进入相关生产领域，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替代将降低中低端劳动力要素在生产要素组合中的重要性。

而就业是民生之本。我国现有3亿农民工，今后还将逐年增加，他们大都只能从事相对简单的劳动，过分强调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政府行为的介入，将导致更多的资源向吸纳就业人口相对较少的产业转移，从而增加社会就业的压力。

保持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协调发展，使传统生产力在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下提质增效，实现蜕变，才能在提高全民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基础上扩大消费需求，从而为高质量创新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时代周报：具体该如何协调双方发展？

蔡继明：方法在于统筹协调传统劳动者素养提升与智能劳动者队伍壮大。

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劳动者队伍的革新才能推动生产力的飞跃，如果说，数字经济时代更加召唤数字素养，则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加召唤智能劳动者。

一方面，要引导传统劳动者的素养提升，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升的过程中要有耐心和恒心，特别要关注保障农民工等弱势劳动者权益，避免出现少就业、无就业、负就业情形；

另一方面，加速培养智能劳动者等新型劳动者队伍，加大全社会劳动者的数字素养普及力度，完善面向灵活就业等新型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新质生产力飞跃预备好现代产业工人力量。

时代周报：那么，你的建议中是如何聚焦农民工这个最大的就业群体的呢？ 

蔡继明：我主要是从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住房门槛入手讨论农民工就业问题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22年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为22.6平方米，比2021年增加了0.9平方米。其中，500万人以上和50万以下的城市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分别是17.6平方米和27.5平方米，较2021年增加了0.6平方米和2平方米。但是，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数据，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为36.52平方米。

可见，尽管农业转移人口人均住房面积有所增加，但相对城市户籍人口的人均住房面积仍然偏小。

此外，农业转移人口住房安全问题严重。本质上，农业转移人口缺乏购置租赁城市住房的可持续支付能力。

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购买商品房的农民工仅有17.4%，而享受保障性住房(包括租赁公租房和购买保障性住房)的农民工仅有2.9%，仅有1.2%的农民工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租房内。现有保障性住房的申请实际上仍与单位挂钩，当下众多外卖骑手、电商商家等灵活就业农业转移人口还未被纳入政策统筹范围。

时代周报：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住房问题有哪些积极意义？

蔡继明：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问题，有三重效应：

一是有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环节，而能否获得适合在城市生存发展的住房，将直接决定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和留城选择。

二是有助于推动“三农”问题解决，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一头连着乡村振兴，一头连着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问题，可以为农业转移人口消除后顾之忧，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三是有助于破解“用工荒”问题，推动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由于住房仍与医疗、教育等城市公共服务相联系，住房问题得以妥善解决将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力再生产、子女劳动技能的提升等，有利于破解“用工荒”和“招工难”的困境。

时代周报：你认为该如何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问题？

蔡继明：至少应从如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以租为主，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实现“住有所居”。政府需要引导市场提供中低端家居型租赁住房，向农业转移人口提供租金补贴，并加强对城市低端房屋租赁市场的监督管理。

二是推行“公租为主，廉租为辅”的住房保障策略，逐步实现农业转移人口住房保障全覆盖。各级政府需加大对公共租赁住房的投资和建设力度，并以农业转移人口可承受的低租金向其出租。

三是借助社会力量、多方共济有效治理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问题。可以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引导和鼓励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问题治理。

时代周报：从需求端看，如何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购房和租房的可持续支付能力？

蔡继明：建议采取如下三个措施：

一是逐步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可以从低缴存水平开始探索，根据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慢慢提升，最后实现和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保障水平。

二是创新农业转移人口住房保障形式。在新生代已成为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要群体背景下，应不断创新住房保障形式，提高住房保障水平，满足农业转移人口日益多样化的住房保障需求。

三是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更加平等的公共服务。推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和社保缴纳情况等方面真正实现市民化。

时代周报：你多年研究土地制度改革和城乡融合发展，请问二者之间有何内在联系？

蔡继明：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在市场经济中，土地要素和劳动要素只有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其创造财富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才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原因是什么？

蔡继明：农村宅基地是增加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城乡居民宅基地不同权，其流转仅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无法发挥自身财产功能和其他要素协同，从而实现其价值，仅此一项就直接拉大了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

时代周报：你在建议中提到，通过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具体该怎样实现？

蔡继明：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经营性和工资性收入，需要不断挖掘宅基地使用权的权能范围，拓宽宅基地生产、资产、财产等多功能的实现路径：

通过引导农户积极参与闲置宅基地流转，可为下乡的工商资本项目落地提供土地要素保障，本地村民可结合家庭实际需求选择货币补偿或就近在乡镇集中安置，从而实现财产性收入增加和居住条件改善；

积极引导农民将闲置的宅基地和闲置农房入股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在保留乡村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将村民废旧老宅改造为休闲民宿和特色农家乐，从而拓宽农民经营性收入的渠道。

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已经通过拓宽宅基地的生产经营、资产、财产等多功能，不断发掘宅基地的价值实现途径，探索出了农村产业融合“宅基地+家庭作坊”“宅基地+乡村旅游”“宅基地+民宿产业”“宅基地+康养基地”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了乡村产业转型的发展。

而乡村产业的发展又会进一步带动周边广大村民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渠道转移，实现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增加，拓宽农民的增收来源。

通过农村宅基地的自由出租、转让，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实现宅基地使用权在公开市场上合法流转，能够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同时实现农村建设用地的集约、节约利用；通过放开农村宅基地在城乡之间的流通，也可以鼓励农民利用宅基地获取进城资金，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