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交出回归以来第一份五年规划。

9月1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发布，共7篇28章，涵盖强化香港“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北部都会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民生、公共治理等多个领域。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将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接内地资金与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及人才。

这份规划的意义，远不止于具体的产业布局。

曾任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的何志平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香港首次进行中长期发展布局，既是对国家战略的主动对接，也是全面谋划长远治理的尝试，标志着香港的治理思维从过去侧重年度施政转向更具前瞻性、系统性的规划引领。

在何志平看来，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香港需在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一条既与内地发展路径相区别、又符合香港实际的长远发展路径。

香港要“一张蓝图绘到底”

时代周报：作为享誉世界的贸易和金融中心，香港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出台五年规划？‌‌

何志平：其实香港回归之后，在第二任特首的任内，做了一个小的五年规划，换届之后就没有继续执行下去。

以目前五年一任的特首为例，每一任特首都都会组织合适的政府人选，且有自己的施政纲领。这就导致继任官员未必会执行前任的执政理念。

所以不能让香港官员的人事变动影响香港长远发展。而且对香港民众来说，没有一个中长期的目标，对未来发展方向就没有稳定的预期，过去十几年积累的一些社会矛盾，根源也在这里。

做五年规划，是让香港人对未来的发展有个方向和目标。这个五年规划，就把国家和香港的长远目标分解成一个个能落地的阶段任务，用稳定预期和持续投入来应对发展中的不确定性。确保香港“一张蓝图绘到底”，各阶段各领域的发展总目标能一以贯之，形成一个立体全面的新时期目标体系，避免因短期波动、换届或行政周期变化导致发展进程中断，保持政府政策连续性、针对性和可持续性，从而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为香港“由治及兴”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时代周报：从这个五年规划中，可以看出未来香港会如何发展吗？

何志平：首先是破解香港深层次矛盾，比如住房、产业单一、青年发展、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单靠年度施政报告容易因经济周期或政策摇摆而中断，必须依靠多年持续投入才能逐渐解决。所以五年规划也将这些问题摆上了台面。

此外就是让规划来管理规划，形成“宏观有蓝图、年度有施工图、财政有资源表、执行有检视”的完整链条，让长远战略能一步步落地。并且确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新模式，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的机制，推动特区政府从“积极不干预”进一步转向更主动的治理。

另外，五年规划对稳定市场、提供清晰预期，保留市场活力，增强投资者信心都有促进作用。通过明确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目标和指标，为投资者提供清晰“路线图”，增强政策连贯性和可预见性，让市民对民生改善有稳定期待。

香港五年规划对于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巩固和提升，不是简单延续传统优势，而是通过升级现有市场、开拓新赛道来强化国际竞争力。如优化上市制度、优化证券市场深度、广度与流动性，强化离岸人民币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发展数字资产监管制度等。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城市之间对资金、技术、人才的争夺日趋激烈。

时代周报：你提到从“积极不干预”转向更主动的治理，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何志平：香港作为自由港的传统可追溯至开埠初期。当时港英政府资源有限，在民生和基建上投入较少，经济政策多服务于英商在华利益。进入20世纪60年代，港英财政司郭伯伟提出不干预构想，奉行自由政策。

到了70年代，香港人口倍增，兴建公屋、地铁的民生需求日益迫切，这些都是市场“无形之手”做不到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由此提出。有学者指出，这一概念不应理解为消极的不干预，其本质是要干预的；若不干预，也必须要产生正面而积极的效果。港英年代的经济哲学一向是最大的支持，最小的干预。

回归前40年到回归之后，香港政府在不少决策中都用了“积极不干预”的原则，如1970年代的十年建屋计划、以上盖物业收益来补贴地铁兴建、1987年股灾时联交所停市4天。最典型的是1999年9月，时任政务司司长为投资数码港辩护时称，数码港是政府的例外处理，而积极不干预本身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干预。

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是把“积极不干预”这隐晦的无形之手制度化，规范化，并把政府的意愿和民间企业资本力量深度融合，拆墙松绑，联合官方和商业资本，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走出一条有“香港特色”市场经济道路。

规划的价值，在于用相对确定的长远部署，更好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105项指标只指方向不设命令

时代周报：这个五年规划体现出了哪些香港特色？

何志平：本次规划最鲜明的特色，是首次以中长期顶层设计统筹经济与民生，并采用“战略引导+预期性指标”的柔性治理模式，与内地规划有明显不同。

内地五年规划含约束性指标，执行刚性强；香港规划属战略政策框架和行动纲领，旨在引导市场预期、凝聚社会共识，而非行政命令。

其二指标设置不同。规划共设105项指标，但多数为预期性、方向性指标。例如GDP增速未设置硬性数字，仅表述为“保持在合理区间”；22项主要指标中仅5项为约束性指标(如北部都会区熟地供应900公顷、零碳能源占比30%等)，主要涉及公共责任和基建领域。

其三是推行机制以市场为主导，香港秉持小政府，大市场的执政理念，尽可能让企业多赚钱，主要依靠财政投入、土地供应、税负优惠、简化程序等市场化手段引导资源流向，并通过年度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逐步落实。

本次规划，不仅依托重点领域的中长期规划发挥引领作用，又保持市场经济的灵活性，是“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的有机结合，不改变“一国两制”下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逻辑和自由市场本质。

时代周报：首个五年规划多次强调了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这是基于哪些考量？

何志平：香港的五年规划有专门的内容讲述香港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进而融入整个中国发展的大盘里，在整个过程中，香港要找准自身定位，放大“一国两制”优势，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叠加国家机遇与国际机遇，与内地优势互补，打开“香港研发-大湾区制造-全球市场”的最大区域协同效应。

时代周报：五年规划里提到了公屋轮候等民生指标，这是借助了新加坡的经验吗？

何志平：这一说法与外界直觉恰好相反，公屋制度实际上是新加坡学的香港。

起源是1953年的石硖尾火灾，火灾导致五六万人无家可归，当时政府在给居民发补偿金和建造安置大楼决策中，选了盖29栋7层的公屋小区，这是香港公屋制度的起源。

后来新加坡也采用了这个福利保障制度，只是他们后来执行得比我们好，也更人性化，这是因为香港一直是小政府，大市场，政府一直维持很低的税率，所以没有那么多钱出来造公屋，所以这次的五年规划也着重提到了公屋。明确2030年内基本消除劣质劏房、公屋轮候时间在2030-2031年度降至4年以下等硬核目标。

香港能否借此坐稳亚洲金融第一城？

时代周报：近几年香港和新加坡在亚洲金融第一城上一直在拉锯，这个五年规划是否可以稳固香港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五年规划体现出来的优势是什么？

何志平：本次规划明确将金融定位为“香港的根本和最大的优势”，并围绕“以稳促进、以进固稳”提出系统性举措‌。

香港与新加坡近年在全球金融中心竞争力指数GFCI上的评分交替领先，各自管理的资产规模也曾齐驾并驱。而香港如今不仅GFCI、资产管理规模连续一年半反超新加坡，就连前几年风风火火赶赴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也开始回流香港。

香港强在“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综合性的国际金融枢纽；新加坡胜在稳定中立，是区域性的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贸易中心。两者不是谁简单取代谁，而是各有侧重。

首先是市场纵深与腹地。新加坡的大后方是6.8亿人口、3万亿美元经济体的东南亚，是跨国企业进入东南亚的跳板，在产业链重构中占据重要位置；而香港背靠14亿人口、近20万亿美元经济体，是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和融资的首选平台，也是全球资本进入内地的门户。这种量级差异，为香港撑起了一个更具深度的金融市场。尤其在全球化撕裂的当下，香港作为东西方金融桥梁，重要性日益凸显。

其二，资产规模与流动性侧重也不同。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也是全球最活跃的证券市场之一。其中港交所上市公司已超2700家，总市值约48万亿港元；新交所上市公司约623家，总市值和月均成交额均不足港交所两成，市场深度和流动性明显逊色。

其三，法规、税收及监管不同。香港与新加坡皆以法治健全著称，在香港设立家族办公室程序简单、无需预审，通常10至13个工作日即可完成；新加坡审查趋严，新客户准入周期可能拉长至1至2年。香港税制简单低税，无增值税、资本利得税、股息税，且实行属地征税原则，海外利润不征税；新加坡则除标准公司税率17%外，另有9%消费税(GST)，是香港没有的税种。香港强调市场调节与自由贸易，监管相对灵活，在虚拟银行、数字金融等创新领域跑得更快，虚拟银行存款规模是新加坡3倍以上；新加坡注重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合规框架完备但相对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