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决策层的这一判断，在2020年日益得到验证。与之相对应，“双循环”战略横空出世，“国内大循环”成为大国经济最为显著的战略转向之一。

　　“内循环”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经济步入新时代，势必引领新一轮城市格局的大洗牌。

　　内循环时代，哪些城市将会脱颖而出？

　　消费之城

　　内循环时代，做大国内市场、扩大内需无疑是第一要务。

　　过去10多年来，中国经济逐步从出口驱动、投资驱动迈向消费驱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8%，拉动经济增长3.5个百分点，连续六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随着“内循环”战略的落地，拥有人口和市场规模优势的城市，将会成为新一轮城市洗牌的主要受益者。

　　根据2019年各地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国城市消费总额十强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武汉、深圳、杭州、南京、苏州。

　　


　　消费总额，既与人口规模直接相关，也与消费能力、商业活力息息相关。

　　不难看出，入围前十榜单的城市，除了南京之外，都是千万人口城市，而上海、北京、重庆的常住人口则在2000万以上；同时，这些城市无论是产业竞争力还是收入水平，均位居全国前列。

　　此外，这些城市多数都是重要的枢纽城市，超过一半城市位属国家中心城市之列，大部分都是国家物流中心枢纽，同时还是中国新消费的主要阵地城市，无论是消费场景、消费能力还是供应链发展水平，都位居全国前列。

　　庞大的人口规模，加上枢纽优势和物流优势，使得这些城市成为首屈一指的消费之城，有了一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资本。

　　枢纽之城

　　与消费之城相比，枢纽之城的地位同样举足轻重。

　　近年来，随着交通四通八达，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统一市场，横亘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各种壁垒正在逐步消除，尤其是城市群、都市圈战略的推进，让中心城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集聚力和辐射力，成为推进内循环战略的重要支撑。

　　这里的枢纽之城，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大都市圈、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另一类是国家物流枢纽，这些枢纽事关供给侧改革，关乎国内大循环的畅通。

　　先看第一类。

　　2019年初，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都市圈自此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这一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正在以交通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的磅礴之力，成为“内循环”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

　　根据泽平宏观的研究，我国共有24个千万级大都市圈，这些都市圈又进一步分为发达型、崛起型、起步型三类。

　　


　　上海、深莞惠、广佛肇、苏锡常、南京、杭州等6个大都市圈为发达型，北京、天津、成都、长株潭、重庆等15个大都市圈为崛起型，哈尔滨、南昌、长吉等3个都市圈为起步型。

　　以上海、深莞惠、广佛肇为代表的发达型都市圈，城市边界正在消失，地铁正在跨越多个城市、公共服务向一体化迈进，无论是城市生产还是消费，都呈现出明显的同城化趋势。

　　这些枢纽城市及其都市圈，无疑将是扩大内需和提振消费的主力。

　　再看第二类枢纽之城。

　　2019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2019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23个城市榜上有名。

　　


　　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涵盖陆港型、空港型、港口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等6种类型。

　　东部地区10个：天津、上海、南京、金华(义乌)、临沂、广州、宁波—舟山、厦门、青岛、深圳

　　中部地区5个：太原、赣州、郑州、宜昌、长沙；

　　西部地区7个：乌兰察布—二连浩特、南宁、重庆、成都、西安、兰州、乌鲁木齐)；

　　东北地区1个：营口。

　　不难看出，这些入围城市，要么拥有港口、空港、陆港优势，要么背靠制造业基地，要么是商业贸易中心，要么拥有繁忙的边境口岸，从而成为一个国家最为突出的经济大动脉。

　　物流枢纽和物流大通道的畅通，往小了说有利于降低成本，从而进一步刺激消费，往大了说则是循环这一词语所蕴含的生产、流通、消费必不可分的一部分。

　　商业活力之城

　　与消费之城相似，商业活力之城也是内循环的重要推动力量。

　　不同之处在于，消费之城着眼的是消费能力，而商业活力之城更重视的是供给能力。

　　消费能力，与人口结构、市场规模、收入水平乃至房价水平，都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供给能力，则有赖于技术创新、供应链创新的加持。

　　基于此，评价一个城市有没有商业活力，能不能承载内循环的时代重任，不能只看有多少鳞次栉比的大商场，也不能只看有多少奢侈品门店。

　　更需要关注的是，这个城市有多少物流仓储空间、布局了多少新业态新物种、有无发达的“小时达”供应链体系，商业活力能否覆盖到整个都市圈乃至城市群……

　　电子商务的出现，让包括乡村在内的偏远地区都得以接入到全国消费网络之中，在降低成本的同时，释放出庞大的需求，这是供给创造需求的第一阶段。

　　随着数字经济日益成熟，以菜鸟为代表的新物流体系，以天猫超市、盒马、饿了么、淘鲜达为代表的新零售新物种，带动了消费体系的全面升级，最大程度刺激了各大城市的消费潜力，这是供给创造需求的第二阶段。

　　而天猫超市及“小时达”模式的横空出世，则将供给创造需求带向新的高度。天猫超市、商家、仓储物流、消费者这些终端，在新供给的加持之下，连接成了一张网，成为激活城市商业活力、拓展消费空间的关键。

　　没错，需求不会凭空而生，但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新的供给模式足以激发更多新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提升国民的消费空间和消费能力，助力“双循环”战略的顺利推进。

　　以杭州、上海、北京、深圳为代表，这些早已拥抱新业态新物种、在新供给上迈出步伐的城市，无疑将获得更大的发展优势。

　　创新之城

　　内循环的着眼点，不只是消费，更重要的是创新。

　　这里的创新，一方面是技术创新。诚如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所言，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成功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另一方面是供应链创新，尤其是供给侧的创新。数字经济的突飞猛进，新基建新零售的不断涌现，让传统消费场景得到倍数级的扩展，成为扩大国内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技术创新而言，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众多、研发强度一流的城市，无疑有着领先优势。

　　从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来看，北京以超过2.7万家的数量遥遥领先，深圳、广州、上海紧随其后，均超过1万家，苏州、杭州、东莞、天津、佛山、南京等城市跻身前十。

　　


　　从研发强度(研发投入/GDP)来看，北京以5.3％的研发强度高居榜首，深圳以4.1%的研发强度紧随其后，上海为3.56%，广州则为2.53%。

　　


　　就供应链创新而言，数字经济越发达、新零售指标越突出的城市，有着一般城市所没有的优势。

　　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社、中国信息协会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2020)》，杭州、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郑州、苏州、东莞、西安位列前十。

　　


　　这一报告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行政服务、数字公共服务、数字生活服务等四大指标，衡量各大城市的数字化赋能效应，可以作为供应链创新能力的参考指标之一。

　　而新零售这一概念早已为整个社会所熟悉。

　　新零售，代表的是线上线下融合的新趋势，传统零售与电子商务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无缝对接，借助供给层面的创新，在改造传统零售业态的同时，进一步扩展了消费空间。

　　根据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发布的《新零售城市发展指数报告》，上海、北京、深圳、杭州、广州、成都、武汉、南京位列前八。

　　


　　不难看出，数字经济发达的城市，新零售实力一般都不弱。在内循环时代，这些城市足以借助数字经济优势，通过新零售等手段，助力内需消费。

　　谁能脱颖而出？

　　内循环，并不意味着外贸城市的衰落，更不意味着内陆城市的必然崛起。

　　内循环的着眼点，从来就不在于到底是外贸城市还是内需城市，人口规模和市场优势也只是作为底牌而存在，中心城市和物流枢纽也是业已存在的现实。

　　所以，决定城市晋级的关键，则落在了技术创新、供应链创新、新基建、数字经济等新模式上。

　　就此而言，在内循环时代，占据人口、消费、枢纽等优势的城市都将坐拥不错的基本盘，而同时拥有技术创新、供应链创新能力且创造出众多新业态新物种的城市，则将进一步巩固其地位，成为扩大内需最重要的“战场”。

　　这是一场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城市洗牌。从外贸驱动到投资驱动再到消费驱动，城市面临的不只是国内国际大环境之变，更是发展模式之变。

　　只有拥抱创新的城市，才有更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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